Luis國際資訊事務所

近年白領與藍領工作者「過勞死」的新聞時有所聞，在勞工團體的不斷陳情下，勞委會終於在去（2010）年12月宣布放寬對「過勞」的認定標準。

「過勞」是現代職場高度競爭、工作環境持續緊張，以及勞資關係不對等的結構性產物；「過勞死」更是新經濟時代的工作夢魘。以往勞工疑因工作負擔過重 而爆發心肌梗塞等急性循環系統疾病的案例，多集中於40歲以上的中壯年男性，但2010年卻有一位29歲年輕工程師猝死，引起社會譁然，過勞認定過嚴的爭 議重新浮上台面。

悲劇促成改革

去（2010）年9月，南亞科技徐姓工程師的父母在立委黃淑英協助下出面泣訴，兒子在當年1月11日猝死於家中電腦桌前，過世前1個月，他的加班時 數高達111.5小時，工作3年多來平均一天工作時數高達16~19小時。此外，1年多前，工作型態改為「責任制」後，不僅需負擔公司製程生產的良率責 任，還需配合輪值夜班，手機更要24小時待命，亦常將工作帶回家做。

徐爸爸控訴，醫師開立的死因為「心因性休克」、其他對死亡有影響之疾病或身體狀況為「過勞加重心臟病變」；勞委會「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的醫師也 診斷證明為「工作過勞相關之猝死」。然而當家屬向勞保局申請職災死亡給付時，勞保局竟以「心因性休克猝死與加班時數無關」，拒絕給付。勞保局還採用雇主對 工時的說法，即扣除午餐與晚餐的1.5小時，將加班工時核定為94.5小時，意在迴避「單月加班工時逾100小時」算過勞的認定。

上述爭議事件經披露後，引來輿論及勞工團體一致撻伐，進而促使勞委會重新檢視過勞認定的標準。

勞委會坦承，台灣雖在2004年因應職場變化修訂「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診斷認定基準」，但審核標準仍然過於嚴苛，以致於相較其他國家，「過勞」在台灣被認定為職災的比例明顯偏低。

以2008年度的統計為例，勞工死於心臟及腦血管疾病者共1,513人，但若依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推估模式──「職業原因對於循環系統疾病之貢獻度為23%」，國內至少應有347人可歸因為死於工作，然而當年卻僅有34件過勞給付案，不及國際勞工組織推估數字的10分之1。

分析舊制的不合理之處在於，以「過勞死」而言，必需符合以下4要件之一：勞工死亡前24小時不斷工作；或死亡前1星期每天工作超過16小時；或發病當日往前推算1個月，加班時間超過100小時；或發病日往前推算2至6月，每月加班時數累計超過80小時。

爭議關鍵在於，過去舉證責任在勞方，然而依勞基法規定，上述標準已經違法，雇主怎麼可能承認；其次，許多工作涉及外勤而無打卡紀錄，或者將工作帶回家，晚上及假日繼續工作，或是處於隨時被要求工作的「待命」狀態，因此只看刷卡、登記、報備等記錄，無法反映勞動實況。

有病史者也納入認定

此次修訂最重要的變革在於：即使勞工有腦、心血管疾病病史，只要醫師認定其發病是「因為職業因素導致疾病超越了自然病程而明顯惡化」，原則上就可認定為職業病。

勞委會解釋，新制納入最新醫學觀點，認為腦血管及心臟疾病是所謂的「個人疾病惡化型」疾病，這即是說，雖然患者病徵本來就會因老化、飲食、飲酒、抽 煙習慣等因素逐漸惡化，然而，此項事實並不能用來排除「職業」作為「促發」疾病的重要危險因子。未來在審理流程上，也將優先探究職業對疾病的貢獻度，而不 問個人宿疾的關連度。

其次是「降低加班工時的認定標準」。新制將前述4工時要件都下修8小時，例如，過去發病前1個月要加班100小時才算工作過重，現在降低為92小 時。更重要的是，對於「短期工作過重」的認定，取消硬性的時數標準，而改由職業病醫師結合「工時」與「工作型態」來判斷，評估因素包括：不規律的輪班、工 作時間長、經常出差、暴露在異常溫度或噪音、伴隨精神緊張等。

第三是增列4種認定疾病。原在舊版中列舉的疾病不變（包括腦出血、腦梗塞、蜘蛛膜下腔出血、高血壓性腦病變、心肌梗塞、急性心臟衰竭、主動脈剝 離），另新增狹心症、嚴重心律不整、心臟停止及心因性猝死。此外，其他不在此範圍內之腦、心血管疾病猝死案件，只要有解剖報告及相關研究文獻支持，一樣可 以認定為過勞。

第四則是增列「雇主舉證原則」。未來對於工作負荷的認定，將先聽取勞方或家屬意見，再請資方舉證，若資方無法提出反證，則採信勞方主張。

最後則是敘明「不限工作場所發生」。由於過勞不全然是科學問題，無法像一般職業病一樣從工作場所中測量出危險因子（例如有毒化學物），因此解除工作場所的限定，更能符合過勞的本質。

治標更需治本

對於新制標準的實施效應，勞委會預估，未來每年申請案件應會上升到350件左右，若以通過率約3分之1計算，通過核定的案件可能增加到100多件。

無論如何，將過勞列入職業病，只是維護勞動尊嚴的基本「底線」，畢竟，失去了寶貴的健康甚至生命，任何金錢補償只是治標，不是治本。勞工團體呼籲， 政府除了矯正不合時宜的認定標準，還需預防過勞，包括落實勞基法相關勞動法規，對於違法雇主加重處罰，以及從源頭遏止企業濫用「責任制」。

更重要的是，在那麼多人不分階層、年齡，因過勞而付出慘痛代價之後，社會大眾應當警醒：過勞現象絕不應該被歸咎於「個人健康管理不當」，而是社會結構與工作體制出了問題；同時，唯有透過集體行動，爭取符合人性的工作倫理，現代人才能真正免於過勞之苦，享受合理的勞動果實。

（本文節錄自台灣光華雜誌2011年0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