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不會結束
連續兩天，發生三起事情，都在考驗著台灣人的智商。
其一，乃是李登輝為台聯站台，宣稱自己「祇有一百多萬元存款」。他從總統職位卸任時，猶有七、八千萬元的財產，而後皆快速轉移到女兒孫女等名下，而今卻敢義正辭嚴地東拉西扯，儼然將自己說成是個清廉的人。他的胡扯被媒體揭發後，緊接著，他更宣稱「過去的老賊及其子女拚命要翻」。李登輝所有的話，全都是近來學者所謂的「深思熟慮的謊言」（Deliberate Lies），這種謊言出自卸職總統之口，固然使人遺憾，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則毋寧更是台灣人民的悲哀。
其二，則是呂秀蓮的官邸預算風波。據媒體報導，六月份時，副總統辦公室要求總統府第三局編列副總統官邸搬遷的家具預算，而後雙方為此有過多次會商與簽呈，及至副總統要求編列紅木家具之事曝光，這邊的反應卻是非常本能的「完全不知情」。台灣的新貴們，過去一年多以來，明明公開講過的話，到了第二天都會立即否認，這種事早已司空見慣，因此，紅木家具之事，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嚴重性。如果李登輝可以被歸為「深思熟慮的謊言」，那麼紅木家具之事，則祇不過是「習慣性的謊言」。但由這兩起事端，卻讓人想到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的這段名言：
－－「長期以來，我從未說過真話，也從不相信我所說的。縱使很偶然我會講真話，我也要把它藏匿在一堆謊話裡，讓真話看起來像謊言。」
在此引用《馬基維利書信集》裡的這段名言，所想表達的，乃是馬基維利生存於中古時代的後期，當時的政治祇有權術與詐術，唯說謊者始能長存。而今日的台灣，我們的政治所反映的，不正是中古那種唯權術與唯謊言的歷史再現？
其三，則是當紅節目主持人吳宗憲毆打同居女友事件。吳宗憲在打人之後，召開記者會稱「打的尺度還好」，除了這種掩飾性的謊言外，他甚至還編造出許多似通非通的理由，替亂搞女人找合理化的基礎：「我承認自己的感情分數祇有三十分，感情的事，我太優柔寡斷，提得起放不下，我總想對人有情有義。」此外，他甚至連打人也都可以找到理由：「我不是會動粗的人，實在是氣不過了。」吳宗憲的上述這些談話，東拉西扯，鐵定將成為「年度名言」。
三起名人的事件，三個大謊言，儘管類型不同，但為謊言則一。它們的共通點則是，這三個人都是有政治權力和票房權力的人。無論任何社會，若有權力的人缺乏了羞恥之心，謊言就必將隨著權力而出現。此刻的台灣，其實已進入了一個新的「謊言時代」。而讓人擔心的是，當說著政治謊言的人反而有可能因說謊而權力更增，說著感情謊言的人反而票房更增，這個「謊言時代」就永遠不會結束。謊言能成為一個時代，不是說謊的人出了問題，而是甘心接受謊言的人在智商上出了問題。有了白癡的群眾，說謊者就會受到鼓勵而非懲罰。
近代西方學者早已指出過，說謊是一種語言行為，它有兩種土壤：
一種土壤是前現代的土壤，在前現代的社會裡，人們的啟蒙程度不足，於是，伴隨著權力的擴大與濫用，各式各樣的謊言遂告出現。有權力者為了合理化自己想到哪裡就做到哪裡的任意胡為，遂總是在那裡說謊，藉著說謊而使自己成為永不犯錯的偉人，前現代社會的低智商人民，以及他們的「權力崇拜症」，遂使得他們成了謊言的扈從。許多新生的民主體制，會走到民主的反面，所印證的即是這種前現代的性格。在這樣的社會裡，當說謊成為慣性，舊野蠻的種籽也就悄悄地溜進了它的後院。
而另一種土壤則是後現代。隨著媒體的發達，文明所賴以維繫的公共論壇與公共價值遂告逐漸被侵蝕，甚至蕩然無存。於是，惡質的作秀、詭辯、挑唆、說謊等遂有了再起的縫隙。它會創造出另一種新型態的社會，那就是「有了言論自由，但卻失去了思想」。赫胥黎（Aldous Hurley, 1894-1963）在《美麗新世界》裡即如是說道：
－－「以此種或彼種方式，政治人物無論生猛有力或是個仁慈的家長，他們都必須有魅力。他必須是個使觀眾永不厭倦的娛樂業者。觀眾習慣於電視後，他們即本能的容易分心，而不再喜歡用比較耗時的智性來追究或集中於問題上。這些娛樂業者型的政治人物，他們講話必須簡短並快速滑動。任何大問題，最多祇能用五分鐘，最好祇用六十秒。」
除了赫胥黎有著獨特的先見之明外，當代美國總統研究的首席學者巴柏（James Barber）也這樣說過：
－－「他個人化了他的修辭術，說話必須用影視的文法，任何話都要講得好像很自然，在各種說辭間滾轉，並將任何犯下的大錯或悲劇，翻譯成一點也不重要的弱拍子。」
而說得更徹底的，可能是科林斯及史可弗合著的《論述之死亡》。他們指出，在媒體時代，政治已注定將還原為更本能性格的「巴夫洛夫政治學」（Pavlovian Politics）－－巴夫洛夫（Ivan P. Pavlov, 1849-1936）乃是前蘇聯的生理學家，專門研究動物的本能與習慣反應，獲一九○四年諾貝爾醫學獎。所謂的「巴夫洛夫政治學」，指的是一種被制約下的慣性政治學，人民像狗一樣的被制約，被白癡化，從而隨著政客的謊言而起舞。在「巴夫洛夫政治學」下，「影像已取代了觀念，個人風格則取代了政策，而虛構與事實則糾纏在一起，並趨於含混。」當虛構與事實已愈來愈難分，真與假即趨漫漶，謊言也就更像是真理。近年來的政治，說謊與胡說八道逐漸成為新的習慣，本能化的亢奮與挫折也更普遍。當然，本能式的痛恨、厭憎、謾罵、撒賴，也就成了時代的走向。「巴夫洛夫政治學」已在台灣興起。
因此，柯林斯與史可弗遂在《論述之死亡》中指出，以往那種嚴正的公共討論，現在已正在一點點死去。文明與自由已使得人類走到反面，成為新的低智商族類。美國ＣＢＳ主播克朗凱（Walter Cronkite）即痛切地說道：「現在，已沒有任何有意義的討論可以超過九‧八秒。」美國主要專欄作家喬治威爾（George Will）也說道：「反射已取代了反思。」《論述之死亡》裡，兩位作者並以《一九八四》和《美麗新世界》這兩本經典小說做為對照，前者是用粗暴的方式來取消思想，而《美麗新世界》則以消費式的方法來瓦解公共討論，兩者表象不一，但共趨則相同。前者是舊野蠻，後者則是新野蠻，舊新兩種野蠻，在某些條件改變時，未嘗不可能混而為一。
也正因此，兩天之內，三起政要和影視名人的說謊與胡扯，人們在當做鬧劇或八卦新聞看待時，在排遣解悶的同時，可能也不應疏忽掉它們所顯露出來的真正意旨－－此刻的台灣已進入了一個新的「謊言時代」，有權和有錢的人已更加地肆無忌憚。這不但是政治的墮落，也是社會的墮落，甚至還是人性的漸趨淪喪。他們之所以對說謊無所羞恥，真正的原因乃是我們社會的智商已出了嚴重的問題。這些人有權力和金錢，他們已經以身作則地向台灣人民做著示範。在自然環境的土石流漫延之際，我們心靈的土石流業已開始。如果我們還不能對這些說謊行為停止支持，台灣更荒蕪的未來，正在前頭等待！
from 南方朔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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