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是由兩棲進化為爬蟲，再進化為哺乳類。
交通工具則是由單車進化為機車，再進化為汽車。
人爬得越高，車子也越大。
長久以來，大家都是如此地在社會中「進化」。
升大學時，我告別了單車族，靠家教收入成為機車族，
當超越同學的單車，呼嘯而過時，心中隱隱有股優越感。
出社會後，賣命工作一段時間，我很快地進化為「汽車族」。
每遇紅燈，車停路口時，看著旁邊日曬雨的機車騎士，
我是三分悲憫，七分驕傲。
不久前，旅行到峇里島，這種「進化論」終於被「當頭棒喝」。
有天，很不幸地，眼鏡摔破了；
沮喪地中斷行程，叫計程車回旅館。
在車上打聽一下，何處可修眼鏡？
司機說，附近都沒有眼鏡行，只有到首府「淡巴沙」才能修。
我不禁嘆道：「你們這裡真不方便。」
司機則笑著說：「這裡的人很少近視，倒不會感到不方便。」 聽這司機談吐不俗，我決定包他一天車，
到「淡巴沙」修眼鏡，兼市區觀光。
他猶豫了幾分鐘，才說：「那我明早八點到旅館接你。」
隔天，在「淡巴沙」逛了一上午，發覺此處無啥可觀，
我想打道回府；下午就在旅館游泳、休息。
但是想到司機為接生意，必然推掉許多原有計畫，就難以啟齒。
掙扎甚久，我結結巴巴地說：
「對不起，司機先生，我想改成只包半天，
不知會不會對你造成困擾？」
沒想到司機竟喜出望外地說：
「一點都不會。昨天，你要包一整天車，我很猶豫，
如果不是因為跟你談得來，我是不接受包整天車的。」
我困惑地問：「為什麼？」
他答：「我設定一個工作目標，每天只要做到六百元台幣，
我就收工，你用一千二台幣包一整天，
那我就沒有自己的時間了。」
「你可以儲錢，隔天休息呀？」
他笑著說：「先是做一整天再休息，
然後就變成做一個月、做一整年再休息；
最後是做一輩子，終生不得休息。工作也會習慣的。」
我問：「那你們閒著幹嘛呢？時間那麼多，不會無聊嗎？」
他看著我，像遇到外星人一樣，說：
「這裡那麼好玩，怎會無聊？ 峇里島每家都養鬥雞，收工後，
我們就鬥鬥雞、放放風箏，到沙灘打打排球，游游泳呀！」
這時，我想到一則笑話：
一個美國人到大溪地度假，當大溪地人賣力地幫他按摩時，
老美滿心優越感，滿臉悲憫地說：
「如果你們上進點、積極點、勤快點，
你們也可以像我們一樣到大溪地度假呀！」
大溪地人一臉疑惑地說：
「你辛苦一年，只為了到大溪地過兩星期日子，
我卻是一整年在大溪地享受生活的，我為什麼要學你？」
從峇里島回台灣後，司機的話就像禪宗語錄，不斷在腦海盤旋。
突然覺得前半輩子完全「誤入歧途」。
再繼續「進化」下去，可以想見房子應越換越大，
大到無力打掃，再僱菲傭；
為了養房貸與菲傭，只好拚命工作，有家歸不得。
那麼大房子又有何意義？
開車時，我也想：以車代步，四體不勤，搞得日漸臃腫，
只好買個腳踏車或踏步機放在臥室踩。
但時忙，時懶，難以有恆；
那何不乾脆騎單車上班，爬樓梯踏步呢？
在峇里島治好了文明的近視之後，人生境界豁然開朗，
步調一放慢，視野更寬，也更清楚。
騎單車沒多久，困擾多年的「痔」（志）瘡竟不藥而癒。H生過程中您是否也是汲汲營營隨波逐流呢？
何妨停下腳步抬起頭來看一下方向對否？這是否是您所要的人生？
Say "When"
全世界的人幾乎都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浪費的國家，
但事實上美國人在很多地方是滿講究「物盡其用」的。
光看喝咖啡這件事好了，美國人不會因為餐館的女侍常來查詢咖啡杯，便存著「不喝白不喝」的心理，
拚命要她加滿，如果他們覺得喝夠了，總是用手遮著杯子，說：「謝謝，不用了。」
而就算要加，他們也會各依所需，做著「準確」的吩咐。
最後一滴，始終完美。比如有人正想大喝一杯，他便說：「倒到杯緣為止！」
Fill to the brim. Brim這個「杯緣」的意思，後來就成了一個咖啡的牌子。
而美國人如果真教你給他滿滿一杯，他也真的會把它全部喝完。
據說，艾森豪總統有一次訪問「麥斯威爾咖啡」Maxwell House的工廠，
廠家請他品嘗他們的咖啡，他一口氣喝完，欣賞地說：「喝到最後一滴都是香的！」
Good to the last drop，還把杯子倒給他們看，果然喝得一滴不剩。
沒想到，他這一個友善的表示，竟給了麥斯威爾咖啡公司一個免費的廣告主意。
直到今天，麥斯威爾咖啡的廣告還是用那句：「喝到最後一滴都是香的！」
而包裝上也有那隻倒空最後一滴的咖啡杯。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的健康情形都允許他喝大量咖啡，所以許多人在別人替他添加咖啡時便說：
「半杯就好了。」
這個「半杯主義」後來也給商人一些幽默點子，於是，美國的禮物店裏，常會看到被剖成一半的杯子，
正面看好像是一個普通咖啡杯，但從上看下去則是一個半圓形，因為後面那半個圓錐筒給切掉了。
你要半杯？拿去啊！不管怎麼說，是橫切還是縱剖，這杯子的容量的確只有半杯，
而且商家還在杯子上面印了尋開心的話：「你要半杯啊！拿去吧！」
You asked for it.或者乾脆印著：「半杯主義」Half a cupper。
其實「半杯主義」還算是容易伺候的，最怕的就是那些五分之三杯、四分之一杯，
或八分之七杯的人了，你根本摸不清楚他究竟要多少。為了應付這些胃口曖昧的人，
有人終於揣摩出了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辦法，便是對那些捉摸不定的人說：「說『何時』。」
Say When－－也就是說：「當我斟到你要的分量『時』，就告訴我。」
這種交涉法一出來，斟咖啡和喝咖啡人之間的「緊張氣氛」終於解除了。
這種為了斟咖啡而發展出來的一式小應酬，沒想到在電影「意外的人生」Regarding Henry裡，
竟成為整部電影的一個重要伏筆和轉捩點。這部電影由哈里遜福特飾演驕矜自滿的律師亨利，
在一次歹徒搶劫中中了槍，由於槍傷靠近腦部，他雖然大難不死，卻失去了記憶，後來連性格都改變了。
在亨利的身體復元後回去上班，他的祕書來替他斟咖啡，習慣地對他說：「說『何時』？」
他連這些應對公式的記憶都失去了，不解地問：「什麼？」
祕書才耐心地對他說：「當你覺得『夠了』，就說When。」
回到事務所工作以後，他發現「過去的亨利」原來是個陰詐的傢伙，專門幫助大公司、大醫院
欺負無助小民。適可而止不容易！在公司裡「格格不入」一陣子以後，終於決定自己做不了冷血的律師
職務。離開公司前，他走到他的祕書桌前，沒有說「再見」，也沒說「拜拜」，他說了：「When。」
這回輪到祕書不懂了，亨利解釋：「我覺得『夠了』，所以說When。」
明白他重生之後的性格，再也無法與虛假、貪婪、蒙昧良心妥協，
那祕書出自內心地給了他一個擁抱，用佩服和憐惜的眼光目送他離開。
在說了那句「何時」之後，新生的亨利終於與舊的亨利一刀兩斷了。
當然，這是戲裡的亨利，實際生活裡的「亨利」，卻常常迷茫於何時該說When，
我們就經常在扮演這種「亨利」。愛一個人要愛到什麼樣的光景，算是「愛得對」？
恨一個人是恨到什麼樣的地步，才能「適可而止」？替所愛的人犧牲，又該犧牲到那一個程度？
而原諒人，又該原諒到那一層肺腑？……
我們一生之中，幾乎每時每刻，都有人在周圍替我們斟著人生抉擇的咖啡，
而我們當中有多少人能夠有信心、有智慧、有決斷地，在「對」的時刻說上那一句「When」呢？
說「When」並不只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氣，因為它包括著對熟悉的過去說「再見」，
也包括對無知的未來說「哈囉」。
向過去勇敢告別在這一方面，人往往不如草木，樹木的一葉知秋，一花報春，
似乎都在極順暢極自然的情況進行，因為它們心無旁騖，可以全神貫注在宇宙掌管者的計畫上，
就好像專心的樂師，細心貫注在指揮棍子的一舉一沉、一挑一捺，順服地演奏出和諧完美的樂章一樣。
人常常為了「進步」，為了「更好的明天」，而不知不覺纏入一個複雜的牢籠之中，成了一個可憐的
困獸，被金錢，被情欲，被所謂的「理想」、「正義」和「責任」，一層一層地綑綁著。
但是解脫這一切的綑綁，也不見得完全不！
可能在下一次有人替你斟咖啡時，你可以準確地吩咐，加到那裡是「夠了」；
在下一次，當你對某人大發牢騷之時，注意一下他的表情，最好趕在他皺眉頭以前打住；
在下一次，你郵購電腦軟體時，考慮一下你究竟有多少時間去「玩」它，
那些時間是不是也該分些給太太和孩子。
下一次，老闆奴役你的腦力體力，把你當成工作上的「苦力」時，
你是不是會在背脊躬下去之前，挺直了對他說「另請高明」……。
其實「亨利」並不只活在那部電影裡面，
許多今天成功的人都曾對失去意義的過去說「再見」，而對重新定義的自我說「哈囉」。
沒勇氣說When的人，他們的生活會像穿著沾滿咖啡漬的衣服一樣難過。
當你覺得「夠了」，要懂得Say "When"。
殘臂斷指
很 多人問我，為什麼畢業退伍之後會選擇這個不起眼的小醫院作為自己醫師生涯的起點，這個問題連我媽都問了我好幾百次。同學們畢了業大多是留在醫學中心或大型 教學醫院，按部就班的過著一年捱過一年的住院醫師生涯，很少有人會像我們這群傻子一樣，窩在這種工業區裡的小公家醫院一待就是好幾年。
醫學系的最後一年來到這家醫院實習的那兩週之前，我根本聽都沒聽過這家醫院，來實習的第一天早上還是看著地圖找到的。急診外科的醫師恰巧是以前醫學院棒球隊熟識的學長，我那時候實習的工作就是協助學長作一些簡單的縫合。
那 天早上，一個長得像外勞的先生握著自己的手臂衝進急診室，鮮血染紅了他沾滿污漬的工作服。拉開他的袖子之後我當場楞在那兒，他的整隻前臂的皮膚都像龜殼一 般裂成碎片，可是底下的肌肉血管卻好端端的在那裡搏動。隨後趕來的工廠領班說，他是被一台真空吸引的機器把整隻手臂吸進去，經過簡單的檢查我們也發現他的 手部功能大致完好，就是真的「體無完膚」，整隻前臂的皮膚就這樣爆裂成小指甲大小的碎片。
準 備好縫合需要的器械，我開始很專心的修補起那隻支離破碎的手臂。這種縫合對當時的我來說已經是足以勝任，只是他受傷的範圍實在太大，所以需要一些時間讓我 慢慢完成。那位外勞也很配合，從打局部麻醉到縫合沒哼過半聲。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我一針一針細細的縫也縫了快兩個小時。那工廠的領班忽然闖進急救室來， 有點不耐煩的問我：「醫生啊，還要多久？」
「大概再半小時吧，快好了。」我頭也沒抬的說：「唉呦……醫生啊，那個外勞隨便縫一縫就好啦，我還要帶他回去耶。」
我放下手中的器械，抬起頭白了那個工廠領班一眼，沒好氣的回他一句：「如果你是外勞，你要不要讓我隨便縫縫就好？」他聽了閉上嘴，識相的關上急救室的門出去，剩下我和那外勞，還有一室的死寂。
「謝謝你，醫生……。」幾分鐘之後，那外勞忽然用還算標準的華語對我說。
「你會說中文？」心想他整整兩個小時沒出半點聲音，害我以為他聽不懂也不會說中文。
接下來的半個小時，我和他聊著他來台灣當外勞的點點滴滴，是如何在泰國泡沫經濟破滅之後離鄉背井，在台灣孤家寡人一個是怎麼樣被工廠的老闆壓榨，被工廠的領班欺負，又是如何的思念著千里外的妻兒。
那天，台灣股市再度站上萬點，可是自小在都市長大的我，第一次清楚而深刻的的感受到台灣的經濟奇蹟不是振臂高呼「福氣啦」，也不是經濟學課堂上的GNP與M1b，更不是宣導短片裡熙來攘往的人群與林立高聳的摩天大樓，而是每天每刻，被送來急診的這些殘臂斷指血肉點滴的累積。
畢業退伍之後，我就這樣放棄了原本可以留在中山南路那座醫學聖殿的機會，來到了這個工業區裡髒髒暗暗的小公家醫院。不為什麼，只是因為對我而言，醫學不只是穿著白色的醫師服躲在象牙塔裡供人景仰，或是淹沒在生化科技的迷思之中。既然醫學是「Science of Life」，失去對生命脈動的感受，離開人與人生必須經歷的苦難、折磨、矛盾、掙扎與無奈，醫學就只不過是利用著玩弄人性對關懷的需求及死亡的恐懼作為手段的高科技生化服務業而已。在這裡每天看到的病人大多是社會最基底的一層，感受到屬於臺灣社會的生命脈動也更真實而強烈。
有 次在急診一位中年婦人握著自己受傷的手平靜的走進來，污黑的棉布手套滲著血漬，應該是指頭的地方早已經被碾壓得扭曲變形，皮膚和肌肉的碎屑夾著棉布的纖 維，就這樣硬生生的從棉布手套的隙縫中被擠壓了出來。小心翼翼的幫她脫下棉布手套，右手食指和中指已經變成一堆滲著污血的碎肉渣，沒有什麼重建的希望，只 有截肢一途。
我請那為婦人先躺在床上，先幫她做傷口的沖洗及初步的包紮，準備聯絡開刀房進行受傷手指的截肢。這樣因為工作職業傷害的病患每天都有好幾個，大部份的病患都會因為情緒的激動加上傷口的疼痛而哀叫或哭泣，可是這位婦人卻出乎意料的冷靜與平靜。
「傷口會不會很痛？需不需要我先幫妳打一支止痛針？」我擔心她是不是快痛暈了所以才不說話，可是婦人平依舊平靜的搖搖頭。
「妳這個是被『普列斯』〈press，沖床，一般都直接台語音譯稱呼〉壓到的吧？」看著她的傷勢，這樣的傷一早上已經是第四個，一面包紮我一面問著。
「這隻手已經被機器壓過三次了，」婦人看著自己即將被截去的手指，不帶任何情緒的淡淡的說著，好像受傷的不是自己的右手一般，「前兩次運氣好閃得快，只是皮肉傷，這一次終於還是閃不掉……。」
我抬起頭望著那位年齡和自己母親相彷的婦人，心裡瞬時被潮擁而至的心痛與不捨所淹沒。
「……這一次終於還是閃不掉……」要多少的苦難和艱辛，多少的血淚和痛楚，才能把一個靈魂折磨得只剩下對生命的妥協與對命運的無奈？
「妳前幾次受傷之後，難道工廠都不會想辦法改進那些機器的操作方式嗎？」那年還天真稚嫩的我這麼無知的問著。
婦 人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不像在難過自己即將失去兩隻手指，倒像是在喟嘆我對世事的無知，「有工作做就已經很偷笑了，老闆連發薪水都快要發不出來了，哪還可以 改什麼機器操作的安全？……再說為了家庭和孩子，再怎麼明知危險也不得不做下去啊……有工作做還算好的咧，我們左右旁邊的其他工廠，老闆都說過完年要等通 知再來上班……」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或能夠說什麼。手外科的教科書上在第一章的第一段就開宗明義的告誡我們："Each inch of one's hand equals to each inch of one's financial life"， 可是教科書上不會告訴我們，當這些失去的手指或臂膀代表的是生活的重擔，雇主的壓榨，未來的茫然與不知所措，或是許多生命中不得不面對的無奈時，我可以為 這些已經失去的做些什麼。對醫師而言，這樣的一位病患不過是每天眾多職業災害的受難者之一，可能只是開刀房白板或護理站櫃檯上的一個名字。對雇主或政府而 言，這樣的一位病患可能只是職業傷害通報的一個數字，或許只是勞工保險幾萬塊錢的補助和一紙殘障證明。可是對病患而言，失去的可能是一輩子的工作能力和一 個家庭的經濟支柱，這些都不是任何的手術或津貼可以修補或補償的。
每 天每天，看著一個又一個職業傷害的受難者以數不盡的殘臂斷指堆疊著台灣經濟架構的最底層，也不只一次聽見病人苦笑著告訴我「沒法度啊……遇到了就要認命， 艱苦人生成就是這樣」，自己真的不知道該為這些人的遭遇喟嘆，還是為台灣人對生命無奈的妥協及不得不的樂觀與韌性覺得悲哀。
不 久之後，一位攝影家恰巧舉行關於職業災害的攝影展，我特地去仔細參觀了一下。黑白的巨幅相片聳動的對比著一幅又一幅的傷疤特寫。當天去參觀的人不多，我靜 靜的在偌大的展覽室裡看著聚光燈下那一張張傷口瘉合多年之後的影像，可是腦海中浮現的卻是這樣的傷疤在受傷的當時會是如何的血肉糢糊，傷者會是如何的握著 自己的傷肢一路滴著鮮血哀嚎著被送進急診，又在那一切的傷痛與憤慨都成為過去之後必須學會無奈的樂觀與接受，卻還是可能為了生活的現實又必須讓自己殘存的 軀體繼續埋葬在經濟奇蹟的榮景之下，再一次的被踐踏著屬於台灣人的堅強與韌性……。
知道自己並不能為這些人多做什麼，明天一早上班依舊會有這樣的殘臂斷指被送進急診來，屬於這個社會的傷痛，無奈與承擔一樣會不斷的在這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反覆繼續。可是當我走進我們每日住院費只要99元 的健保病房，看見那一位又一位手指或手臂的殘肢上纏繞著紗布的病患，依然彼此談笑著，互相鼓勵著，關心著彼此的傷勢；嘲弄著，戲謔著彼此生命中的無奈。我 知道他們必須學會如此，才能讓自己苦笑著活下去。只好每天看著左手受傷的，慶幸自己不必像鄰床右手壓碎的必須學著用左手吃飯寫字；右手受傷的說，他比隔壁 房那個鷹架摔下來下半身完全癱瘓的要好得多了；可是那位從高樓鷹架摔下，肝臟脾臟破裂，腹腔大量內出血，胸椎粉碎性骨折，脊髓嚴重損傷及雙下肢癱瘓，歷經 生死關頭從鬼門關被救回來的那位病人卻說：「能夠活著就好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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