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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逃太郎 這是問題少年和師長的心聲，卻長期被社會忽略。 他們是逃家逃學的「逃太郎」，但我們不能逃避關心、逃避責任。 曾有調查指出，65％的犯罪少年曾有輟學經驗；中輟生犯案的可能性，是在校生的三到五倍。 怎麼把這些逃太郎從危險邊緣拉回正軌、「復原」他們對人生的期望，政府司法單位與民間團體如善牧、阿尼色弗、九天等耕耘已久，但還需要更多關注。 或許你不想管什麼逃太郎，但他就在你身邊 你是否曾在網咖，看到應該在家睡覺，卻在網咖晃盪的少年？ 念國三的阿哲，就是這樣一個孩子。 半夜12點，中壢一家網咖店內廝殺聲作響，15歲的阿哲已經在這裡耗了一整天。朋友吆喝一起去蠿悚爾僈y猶在耳際，但阿哲依然不為所動。 眼睛不大、身材圓滾滾，笑起來像極漫畫人物「哆啦A夢」的阿哲，剛升上國三，看起來像乖乖牌的他，卻是個令學校頭痛的問題人物。 在幫派朋友的聳恿下，阿哲國一就開始翻牆到網咖，打連線遊戲，偶爾也會當個虪J，享受騎乘速度的快感。 為了避免成為連續三天不到校，被學校提報為中輟生，被少年隊追捕，阿哲還會鑽制度的漏洞，選在每星期三上午到校，等老師見到他，又一溜煙不見人影。 沒多久，他染上不少壞習慣，三字經當語助辭，抽菸、吃檳榔樣樣來，一時興起還會拉個K（吸食K他命），「這是三級毒品，不犯法，」他義正詞嚴地說。 阿哲家境不錯，身為獨生子的他，每個月能拿到2500塊的零用錢，平時在家就是關在房間玩電腦，但網路速度太慢，經常害他打輸，只要他一打輸，就會不自覺地搥桌椅。 國二時，阿哲媽媽趁他和網友廝殺線上遊戲，偷偷拔掉電源插頭和網路線，阿哲氣不過，和媽媽起了爭執，就扭打起來，個子比媽媽高壯的阿哲，像是發了瘋似地推倒媽媽，還掐她的脖子，折斷媽媽用來抽他的棍子。 轉了四所學校、又被踢到另一班的阿哲，曾經三個月沒回家，在外面流浪。 「我有三不睡，一不吃，」他以冷笑話的口吻說，公園、馬路、天橋不睡，午餐不吃。他大部分時間睡網咖、朋友家，午餐不吃是因為睡過頭，錢用光了，就到路邊發傳單，一天現領800元，儼然是個少年遊民。 後來父母動用全龜山鄉的警力才找到他。媽媽哭著告訴派出所所長，「我管不動這個孩子，只要他在家的一天，我就有生命危險。」 從乖孩子 …………＞壞孩子 關鍵是從哪裡開始？ 隨著台灣社會愈來愈複雜，外界誘惑太多，台灣社會像阿哲這樣尚未犯罪、但極有可能犯罪的逃家逃學「逃」太郎，其實已經愈來愈多。 根據司法院統計，儘管台灣出生率愈來愈低，孩子愈來愈少，但是過去十年「尚未真正犯案、依其性格及環境卻有犯罪之虞」的虞犯少年卻從178人升高到1182人，激增為當時的5.64倍。這個數字還不包括一大群少年隊還沒發現的少年們。 除了逃太郎愈來愈多，也很難想像，最近半年接二連三駭人的殺人事件，被媒體形容為「生性兇殘」的嫌犯，竟然都是年輕人。 先是今年6月前，一名曾在竹科任職、事親至孝的碩士青年，深夜在海邊風景區遭人圍毆致死，兇嫌是五名青少年，年齡從15歲到18歲不等。 行兇的動機，只是因為「看不順眼」，就聯手打死在海濱觀浪的人，然後若無其事地一哄而散。 不只這一樁。桃園一名男子因向母親索錢未遂，竟然用電線將她勒斃，隨即盜取其錢財和信用卡，若無其事地帶女友南下四處遊玩。 更記憶猶新的，是火車殺人命案。犯案過程不似類戲劇《玫瑰瞳鈴眼》般曲折離奇，單純只是兇嫌認為死者猛盯女友胸部，竟就在近百名乘客面前，一刀刺死他。 一幕幕冷血殺人的畫面歷歷在目，這些人不會在一夕之間性情大變，台灣社會犯罪年輕化的問題的確愈來愈棘手。 偏差行為「進化」：暴力取代偷竊成大宗 儘管社會留下少年犯罪惡化的觀感，根據政府部門的統計數字，少年犯罪數目卻逐年遞減。 根據司法院統計處數據，過去十年少年兒童的犯罪人數已從1萬7908人降到9441人，減少將近一半。 但連法務部長王清峰也不得不承認，可能是少子化以及少年犯罪防治工作做得比以前好，少年犯罪的統計人數，量確實變少了，然而質卻變嚴重了。 暴力化的質變，顯而易見。 根據司法院資料顯示，少年犯罪比例最高的竊盜罪，已從十年前62.66％驟降至35.36％，但暴力犯罪卻從十年前的20.3％，逐年攀升到33.93％。 從小在暴力家庭長大，國中就開始翹家、逃學，之後因偷竊被捕，強制保護管束，還當過流氓的國立台灣體育大學戶外領導研究中心主任謝智謀觀察這一代少年犯罪，也不禁感歎，「以前我們作案，沒有這麼狠，再怎麼偷竊、砍殺、勒索，也不會把人打死、斃命。」 犯罪理論失效：網路讓行為動機更複雜 隨著時代變遷，青少年犯罪問題，也比以往更多元與複雜。 過去被政府委託研究「中輟生與少年犯罪相關性」的犯罪學權威，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主任兼所長鄧煌發，現在也多轉而關注新一代青少年的犯罪類型——網路和毒品。 鄧煌發分析，光去年毒品犯罪的少年，就有369人，不管是人數或占比都是過去十年來最高，這還不包括吸食像K他命、搖頭丸等第三級毒品的人，「以前少年不容易取得藥物，現在各種管道都有，也讓他們更加肆無忌憚。」 「網路科技的盛行，也為孩子提供新的犯罪工具，」鄧煌發說，透過無遠弗屆的網路，少年犯罪的範圍也跟著擴大，也引發以往未曾聽聞的網路援交、網路詐騙、網路駭客及網路交友性侵等等犯罪行為。 更不可思議的是，甚至還有人誇張的將校園霸凌時施暴過程的影片，放在網路上炫耀。 鄧煌發感歎，現在少年許多犯罪手法，已經超乎想像，犯罪的心理也不再是舊理論所能解釋。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台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主任王世芊，以她11年的實務經驗分析，以前面對的孩子是桀驁不馴、逞兇鬥狠，但道德倫理的觀念還在，但現在處理的孩子，許多完全沒有是非黑白的觀念、不會考慮別人、情緒管理欠佳，也很難管理，「像這樣無冤無仇地隨手殺人、冷血沒悔意的犯行，連我們都會害怕。」 回歸少年變壞的起點與關鍵：中輟 另外，發生偏差行為的青少年，年齡層也在下降中。勵馨基金會屏東服務中心主任陳源以屏東地區為例，93學年中輟與不穩定就學的106個學生當中，有8個是國小生，占了7％，去年這個數字增加為13％。 王世芊也觀察，以往孩子大約12、13歲才發生叛逆期問題，18歲就會逐漸穩定下來，可是現在8、9歲就混撞球間，一直到20幾歲，還找不到人生目標，整日廝混的迷途少年不減反增。這反映了現在的孩子，青春期顯然都提早、也延長了，讓問題更加棘手。 如果探究少年犯罪的源頭，絕對和在學中輟脫不了關係，通常都是先中輟，逃學逃家後，慢慢變成社會問題。而孩子們會中輟，又跟背後的家庭與社會脫不了關係。 根據前中央警察大學校長、銘傳大學安全管理學系講座教授蔡德輝1999年的調查，65％的犯罪少年，曾有輟學經驗、中輟生犯案的可能性，也是在校生的三到五倍。 「儘管近十年無人繼續相關研究，但這個理論變動不會太大，」堪稱中輟生研究祖師爺的蔡德輝說。 從長期休學 ………＞行蹤不明 逃太郎到底有多少？ 其實根據政府統計，台灣的中輟人數是下降的。教育部訓委會公布的資料，全國中輟人數從92學年的8605人，逐步減少到96學年的5678人。過去三年的國中小總復學率，也從72.08％，提高到79.77％。 截至98學年7月底的資料也顯示，全國1156的尚輟人數，更比93年的4156人降低了將近3∕4。但就台少盟提供的行蹤不明人數占總中輟人口比例，竟是逐年提高。 這樣前後不一的數字讓許多人質疑，中輟真的下降了嗎？ 逃太郎實際人數：至少是統計數字的三倍 一位社工觀察，大家都心知肚明，亮麗數據背後，隱藏的是一群不被學校通報，遊走於法定中輟邊緣，處於長期休假或間輟狀態的學生，也有校長為了績效，隱密不報，甚至暗示老師和學生私下協議，每三天來學校簽個名，就不提報中輟。 台北基督教勵友中心督導陳亭伊以他們服務的北投區試算，學校通報的中輟生為17個，社工外展時又額外發現尚未通報的33個，其中還不包括沉迷網路而中輟的學生，「實際數字至少是官方數字的兩到三倍，」她推估。 台北基督教勵友中心主任吳易峰說，受限於社工人力，每星期只外展一天，「如果投入更多人，必定會找到更多孩子。」 教育部似乎也看到這群「被消滅」的中輟生，因此去年就在六個縣市的中輟通報系統中，加入「高關懷學生通報」。 高關懷學生的定義，比中輟生廣泛，舉凡有中輟之虞、行為偏差、成癮行為、情緒困擾、學習不適應、人際關係出問題、高風險家庭等，也被稱為危機少年，「危機少年的數量，幾乎也是檯面上中輟生人數的三到四倍。」 不過，高關懷學生僅限於教育體制內，危機少年還包含另外一群國中畢業後，未升學、未就業的「雙失（失學、失業）少年」，大約有3000人。 陳源觀察，國中畢業後未升學的青少年，被雇用的比例很低，絕大多數都在社區遊盪、留連網咖、混跡廟會幫派，甚至帶壞在學的國中生。去年他們竟「貢獻」了27.9％的犯罪比率，僅次於在校生的53.4％，不可謂不高。 逃太郎成因：多為家庭失能與校園失職 很多人不禁要問，為什麼這些孩子會陷入高危機？如果今天社會不好好幫助這些孩子，他們長大成人後，對社會又會帶來多大的傷害？ 曾有30年觀護資歷的高雄少年法院調查保護處處長李進雄，引述第一線實務工作者常常說的話，孩子的問題都是：「根源於家庭，惡化於學校，顯現於社會。」 蔡德輝隨手在紙上畫了一棵「危機樹」。他比喻，社會環境就是滋養的泥土，樹根代表家庭和學校的教育，樹幹則是青少年的人格特質，「像中輟、蠿恣B聚眾滋事等危機行為的發生，就是樹枝，如果再不處理，將結出犯罪少年這個果實，」他強調。 父母失職的責任，遠大於一切。少子化趨勢的寵兒也好，父母離異的受害者也罷，都可能把下一代形塑成刺蝟，只想反抗。 當他們走進學校，升學主義至上的文化，師長們言語上的激諷，也形成一股力量，把孩子不停往外推。 到了社會上，電腦虛擬遊戲殘暴廝殺的負面學習太多，網咖、名牌的誘惑也不少，他們開始成群結黨，以錯誤的社會認知彼此影響，並用封閉的同儕情緒交互感染。 少福經費亟缺：僅為兒童預算的1∕20 眼看青少年問題日益失控，但整個社會分給他們的資源，不管政府還是民間，卻少得可憐。 在兒少經費尚未合併計算的民國92年，兒（12歲以下）、少（12歲到18歲）、婦、老、殘五個弱勢族群中，少年福利經費占社會福利支出為0.47％，只領先被視為「照顧者」婦女的0.4％，堪稱是弱勢中的弱勢。 但如果把國中與高中的少年福利與兒童福利經費相比，少年福利預算的金額，竟然只有兒童的1∕20，相差非常懸殊。 就是感覺到社會對準大人少年的關注太少，2002年 葉大華催生的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擔任祕書長的她指出，96年兒童局36億的預算裡，其中25億用在兒童醫療、原住民幼托補助，以及發放幼兒教育券，剩下的10億當中，只有1億分給少年。 台少盟剛成立第二年，葉大華曾經跑遍全台灣，稽核各縣市政府的少年福利績效，她發現2003至2005年間，各縣市政府每年花在少年福利經費，不超過7億，大約只占總體社福經費1.3％，每名少年平均只分配到400元。 即使縣市政府今年撥放給兒少的經費比往年增加，但不是被兒童部分排擠，就是偏重在少年弱勢補助，「針對少年發展性業務，以及高關懷少年輔導部分，幾乎是付之闕如，」葉大華分析，也因為資源分配不公，自然難有更積極預防性的作為，只是不停在「補破網」。 少年社福經費短絀的原因是，政策制定者，以及一般社會大眾普遍認為，12到18歲的青少年仍在就學，所以把給他們的預算編列在教育部。 然而，教育部國教司國中部分、中教司、技職司的預算統統加起來，也是不敵高教司以及幼兒教育。 「青少年永遠是被排擠的那一塊，」葉大華無奈地搖搖頭。 民間資源更少：輔導安置最多供應1∕10需求 再進一步聚焦在偏差少年的資源。 由於校園環境對中輟生不友善，再加上學校輔導老師人力不足，學校社工的進駐有其必要性，但目前台灣卻只有五個縣市有學校社工，而且人力比卻遠遠落後其他國家。 舉例來說，美國、香港的學校社工人力比，幾乎都達到1：400，或1：500，但台灣卻是1：5000，意思是一個社工輔導5000個學生，人力僅他國的1∕10，吃緊到不行。 但這絕對是值得的投資。換算起來，教育部每安置一名中輟生，平均一年只需6萬多元，但政府矯正機關每收容一名少年犯，卻得花費超過30萬。 但是當民間機構或青少年服務中心外展社工千辛萬苦，好不容易與危機少年建立關係，準備送往安置機構，得到的答案常常不是拒收，就是候補。 事實上，除了依性交易防治條例所設立的安置機構，其他提供給逃家逃學青少年的安置機構，就算政府、民間統統加起來，也和需求天差地遠。 乘風少年學園執行長林哲寧就指出，光台北縣市的中輟生就有500多個，卻只有50多個安置床位，僅能滿足1∕10的需求。 大法官7月底做出六六四號解釋，指「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當中，法官得裁定令少年虞犯送少年觀護所、限制其人身自由等條文違憲，打開逃家逃學少年感化牢籠之後，輔導安置機構不足的問題，也立刻浮上檯面。 「一個月內116個孩子（先前已裁定收容於少觀所、少輔院）都放出去了，但是都去了哪裡，我也不知道，」法務部長王清峰也不免擔心。 從社會觀感 …………＞輔導資源 台灣社會投入多少關注？ 青少年資源之所以長期被忽視，主要是因為社會事件導致的負面形象，很多人一講到他們，幾乎就直接聯想到「社會亂源」。 葉大華毫不隱諱地說，青少年難搞又沒選票，又不像兒童那樣討人憐愛，當然沒有人為他們發聲，更何況是那些逃家逃學的偏差少年。 王世芊記得，有一次帶過去曾有中輟經驗的孩子到就業服務站找工作，現場工作人員翻完孩子的資料後，鐵青著臉說，「妳為什麼要幫忙這些人，這些人根本沒有用。」 青輔會主委王昱婷猶記，大學聯考的分數，本來可以登記上師範系統，「我媽千叮嚀萬囑咐，想當老師就教國小，不要教國中，否則會被學生糟蹋死，」她說。 不只老師不願意教國中生，就連輔導少年的社工家長都擔心得不得了。 「很少社工願意輔導青少年，因為威脅性高、挫折感重，」吳易峰說，少年社工以女性居多，半夜陪著他們到警察局做筆錄也就算了，隔天翻開報紙看到自己輔導的少年犯案，那種感覺真的難以言喻。 {page}王世芊坦言，青少年輔導的難度的確愈來愈高，「當他情緒一來，根本是六親不認，一切都無所謂。」 業務多頭馬車，主管、權責、政策三不管 不可否認，與青少年相關的業務都很複雜，而且困難度又高，像中輟問題就牽涉到教育、內政、司法、警政等部會，但實際執行起來，卻常找不到主責單位，青少年就像人球，被踢來踢去。 青輔會主委王昱婷就心有戚戚焉。去年金融風暴之後，為了增加青少年工讀機會，青輔會找來相關部門開會，「只可惜來開會的都是科長級，感覺大家似乎都不太重視，」當立委時曾創立青少年關懷協會的王昱婷說。 2003年，前行政院長游錫J體認青少年在暑期蠿悚瘧Y重性，破天荒在行政院下成立「青少年事務促進委員會」，隔年以「投資青少年就是投資台灣未來」的核心思惟，撰寫出從發展、參與、健康、保護四個主軸的台灣第一部「青少年政策白皮書」。只不過，這個委員會在政黨輪替後，已經名存實亡。 至於縣市政府的兒少促進委員會，則是礙於法令規定非設不可，但青少年專家難尋，大多縣市仍多偏重在兒童相關事務。 因此目前青少年的權益，只靠民間苦撐，只不過政府對他們的規範多，募款又困難，如果不是信仰堅定的組織，真的很難存活下來。 社會觀感差，社福自發勸募卻屢遭拒絕 1998年在台北萬華創立台灣第一個中輟學園的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執行長湯靜蓮修女，感受最深刻。 「受虐兒、棄嬰比較好募款，」湯靜蓮發現，只要社會大眾一聽到為中輟生募款，馬上就反問她，「這不是政府該做的工作？你們為什麼要做？」 過去長期從事偏差少年研究的台北大學社工系副教授張紉，也有類似經驗。 曾經有過身價上億的企業創辦人或董事請教嫻熟社福領域的張飪，「我們能做什麼？」她滿懷熱情地說，「籌建青少年安置機構，」結果金主們一聽，馬上回應，「安置那些壞孩子？不用了吧！」 張紉說，企業最喜歡資助的對象莫過於老人與兒童，至於青少年，他們只願意做清寒獎學金。 「對社會大眾來說，青少年不可愛，不可憐，而且還很可惡，」吳易峰貼切形容。 然而，今天的少年犯，可能成為明天的成年犯，明天的成年犯，可能成為後天的十大槍擊要犯，「根源就在危機少年，」蔡德輝認為，危機少年等於是犯罪的幼稚園。 創立希伯崙關懷協會「共生家園」的陳公亮，從1986年就開始關心青少年問題。他指出，白曉燕命案主嫌陳進興，當初也不過是個中輟生，那時沒拆掉這顆定時炸彈，10～20年後，為了逮捕陳進興，光是警察出公務吃便當，就吃掉8000萬，喝礦泉水也喝掉4000萬，加起來一共1億2000萬，「這全是警察薪水外的額外支出，由人民埋單。」 雖說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但王昱婷評估一個國家的未來，卻是看青少年。 「兒童可能要等20年，青少年是距離現在比較近的指標，」王昱婷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現在的競爭力很強，對青少年的培育卻不夠完整，國勢隨時可能會往下跌；相反的，儘管現在競爭力輸人家，只要國家投入相當資源在青少年身上，5～10年後他們就可以馬上接上來，創造高峰。 顯然的，台灣社會不能再持續低估這個問題。如果國家資源再不多分配給這些還未步上犯罪的少年，將會影響到國家的競爭力。 閱讀更多本文內容 請上遠見雜誌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