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
由於《極樂台灣》的問題，日本「嫖客」的進出又再度受到人們的注意。連帶地，與「嫖」和「嫖客」有關的娼妓問題又浮到了檯前。
由人類的普遍演化經驗，我們業已知道，在遠古時代即有了娼妓制度，但那種娼妓制度和後來平民買賣式的娼妓制度並不相同。古代的娼妓是提供娛樂或儀式服務的女奴或女祭司，當然難免將性服務夾帶於其中。中國古代的「妓」（或「伎」）和「娼」（或「倡」），在最初的時候，即是君主和貴族官僚所豢養的女奴，主要是在提供表演藝術方面的服務，當然也會因此而在其他方面被「寵幸」。
這種女奴式的「妓」和「娼」，後來隨著社會的變化，而逐漸脫離出去，成為一個單獨的階層，開始時仍由官方管控，以服務縉紳士子為主，到了後來隨著城市的擴大，商品經濟逐漸發達，市民階級開始形成，今天這種型態的娼妓制度始告確定。在中國，這差不多已到了明代中期以後。市民階級專屬的「嫖」，也在這個時候才出現。
因此，在明代後期出現「嫖」和「嫖客」這種說法以前，人們用什麼話來說類似的行為？這的確是個有趣的課題。從漢到魏晉南北朝，由於封建性格仍強，差不多的豪門公卿，都私蓄自己的家妓樂班，它祇有「寵嬖」的問題。而到了隋唐以至於宋，娼妓已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官吏和縉紳士子等知識分子是主要的服務對象。因而娼妓必須能詩能文，能歌能舞，色藝雙全是她們的生存要件。著名的娼妓甚至成為縉紳士子在婚姻之外談戀愛的對象。這個階段也沒有「嫖」的問題，能得到娼妓喜歡的，可以像李白一般的「傲然攜妓出風塵」，或者像儲光羲一樣，「鳴鞭過酒肆，袨服游倡門」。娼妓的地方，也是文人士子們活動的公共空間，因而他們遂像司空圖一樣，把到娼妓之家視為一種仙境，因而有「遊仙窟」之說。能和娼妓詩酒往還，進而建立親密關係的，當然可以有進一步的發展，因而遂有了用代表了親密的「狎」或「女甲」字來談這件事情的說法，它後來也可以兼用「狹」這個字。
在這個階段裡，和娼妓接近並親密，有下面這些不同的說法：
「狎」與「狎客」：《東京夢華錄》指出，宋代「娼妓多乘驢，惟乘馬少年狎客往往隨後」。這種「狎客」的說法，到了明代余懷所著《板橋雜記》仍然繼續。由宋代蔣子正的《山房隨筆》，可知與妓相好，即稱「與妓某某狎」。而由明代梅鼎祚所著《青泥蓮花記》，尚有「昵」和「狎」並存。
「游婿」、「婟嫪」和「孤老」：這種說法見諸宋明著作如《丹鉛總錄》、《要雅》、《升庵外集》、《留青日札》等。「游婿」指到娼妓之家，是去當「游動的丈夫」；而「婟嫪」根據《說文解字》，所指的乃是「戀惜」之意，而宋代程大昌在《名義考》裡則說道，「孤老」乃是「婟嫪」之音轉而成，它除了有「戀惜」之意外，在關中一帶，它也指「客人」。
「老相」：據《塗說》所述，在廣東一帶，從極早開始，即已稱「妓之交好為老相，或謂為濕老，僅止於飲酒者，謂乾老相」。
「調猱」：由元代開始，給予娼妓一個新的稱號「猱」。元代雜劇家關漢卿在《錢大尹智寵謝天香》這齣戲裡，就藉著娼妓之口說：「早知道則做個啞猱兒。」據《事物紺珠》所述，「猱」似乎指的是會讓公老虎在輕搔下安靜睡覺的動物，可能是指母老虎。因而狎妓遂被稱「調猱」，意思或許是指「調理漂亮的母老虎」。清代二石生在《十洲春語》裡亦稱嫖客為「調猱廟客之輩」。
除了上述這幾種主要說法外，據清代錢泳所著《履園叢話》，去娼妓之家也可以稱為「小姐班頭」，在中國南方的江浙上海，娼妓很早即已被稱「小姐」。而據宋代周密在《癸辛雜志》裡所述，若多人共狎一妓，則稱「姨夫」。
以上這些說法裡，以「狎」和「狎客」、「婟嫪」和「孤老」等為主，關漢卿在《救風塵》裡亦指出，「狎客」在元代即已被簡稱為「客人」。所有的這些說法，都是「嫖」和「嫖客」之名出現前的定規用法。但到了明代後期，這些詞卻很快地就被「嫖」和「嫖客」所替換掉了。
主要的原因，乃是中國自明代後期開始，由於商品經濟日益發達，城市擴大，當時南方城鎮的新商人階級大舉出現，加上明代後期的皇帝相率縱情酒色佚樂，自萬曆之後更甚。於是，一個市民階級狎妓的新時代遂告出現。以往娼妓文化裡那種為了增加愛情氣氛的作詩吟唱被大幅度的簡化，娼妓行為變得祇有食與性。當娼妓文化向市民商人階級移動，以往那種必須花費許多工夫始能相互親密起來的「狎」或「狎客」等字眼，當然就不再有效。情勢的發展使得必須用一個更新而簡單直接的字，來說這種簡單而直接的事。
「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出現。「嫖」這個字早在漢代即已被使用。當時它和「票」及「剽」都可相互換用，和娼妓行為完全沒有任何關係，而是指「猛勇勁急」。例如《漢書》〈霍去病傳〉裡即指出他曾擔任過「票姚校尉」，也可寫做「嫖姚校尉」，「嫖姚」即是指猛勇勁疾之狀，意思是說他率領的乃是快速而精銳的前鋒打擊部隊。
「嫖」的本義原與娼妓毫無瓜葛。明代後期始被拉上關係，明代張自烈所編《正字通》，因而將其增列「邪淫」之義。對於為什麼會把這樣的意思套在「嫖」這個字上，清代翟灝在《通俗編》裡曾非常不解的提出過質疑。這的確是個好問題，但通查典籍故冊，卻無法尋覓到「嫖」這個字的字義轉變痕跡。由於「嫖」所指的乃是市民階級的行為，因而一般知識分子的著作極少使用，但在民間的話本小說和戲劇裡卻有許多紀錄。
例如明末小說《醒世恆言》裡那個賣油郎獨占花魁女的故事裡即曰：「本錢祇有三兩，卻要把十兩銀子去嫖那名妓。」
例如，明代無名氏在雜劇《霞箋記》裡也曰：「家富豪，打扮十分俏。……娼門去搖，花街去嫖。」
而另外，明末沈德符在《野獲編》裡也說道：「京城有號風流漢子者，專以嫖賭致錢，充花酒費。」
當「嫖」的今義在明末出現後，它很快的就成為市民階級娼妓文化裡的主要語言，到了清代使用得更為廣泛。例如，清代戲曲家李漁在他的作品裡即不斷使用「嫖」這個字。
在他的《玉搔頭》裡曰：「都是他領人來嫖，把劉倩倩勾引了去。」「做妓女的人，把表記送給嫖客，原是常事。」
在他的《風箏誤》裡則曰：「若是容他娶小，不如許他嫖妓；許他嫖妓，又不如容他偷情。」
李漁在《風箏誤》裡的這一段，非常值得注意。因為在明代末期，由於娼妓大盛，市民商人階級的大量參與到娼妓文化裡，遂出現了一本無名氏編寫的《嫖經》，其中就有這樣的「名言」：「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這句話到了後來，又被人加上「偷不如偷不著」。李漁的《風箏誤》，明顯地可以看到受到了《嫖經》的影響。由「嫖」的行為會讓人寫出《嫖經》，足見明末的「嫖」是多麼的普遍與興旺。
「嫖」與「嫖客」在明末出現後快速擴散，到了清代就已固定成了娼妓文化裡的關鍵詞。這除了與娼妓大盛且歷久不衰有關外，《嫖經》的推波助瀾想必亦有極大的關係，而可能更重要的，則是《金瓶梅》這本著作的貢獻。《金瓶梅》乃是明代末期的世情小說。它非常詳盡地敘述了一個慾望城市的種種形貌。例如書裡的應伯爵這個角色，即「是個破落戶出身，一份兒家財都嫖沒了，專一跟著富家子弟幫嫖貼食，在院中玩耍，渾名叫做應花子」。這部小說裡，將「嫖文化」寫得極為精采。該書第十二回，寫西門慶帶著一干人等到李家妓院吃喝玩嫖，實在十分具有經典性的意義。他們一堆人在那裡白吃白喝白摸而且還兼順手偷取各式各樣的東西，甚至還借錢去嫖，種種「嫖文化」裡不堪入目的景象，盡皆顯現無遺。
其實，從明代末年出現「嫖」與「嫖客」這種新詞之後，隨著娼妓的氾濫與擴大，明清狎邪世情小說裡，敘述得最精準的，即是「嫖文化」的生態結構。「嫖文化」的氾濫，除了有無止境的性慾望在作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大個結構在那裡鼓動和支撐。這方面的敘述，《金瓶梅》首開其端，清代有更多小說加入。這個結構中最值得注意的即是類似於應伯爵這種「幫嫖」人物。他們在「嫖文化」裡穿針引線，無所不為。他們抽回扣，必要時什麼偷雞倒耙、壞人名節、雞鳴狗盜之事都可能做得出來。「幫嫖」乃是「嫖文化」的核心成分，也是個龐大的寄生蟲階層。從明末到清代，後來一直延續到民國，以迄於今日的台灣，「嫖文化」始終盛而不衰，而且引日本「嫖客」進出者，即在於「幫嫖」階層的強大與努力不懈。這種「幫嫖」，其實也就是古代所謂的「幫閒」，他們專門在最不花本錢的色情事業上動腦筋。宋代吳自牧在《夢梁錄》卷十九裡對這種角色曾做過極詳盡而功能性的描述：
－－「有講古論今、吟詩和曲、圍棋撫琴、投壺打馬、撇竹寫蘭，名曰食客，此之謂閒人也，更有一等不著業藝、食於人家者，此是無成子弟，能文、知書、寫字、善音樂，今則百藝不通，專精陪侍富豪子弟郎君，游宴執役，甘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員財主，到都營幹。又有猥下之徒，與妓館家書寫柬帖取送之類，更專以參隨服役資生。……更有一等不本色業藝，專為探聽妓家賓客，趕趁唱，買揚供過，及游湖酒樓飲宴所在，以獻香送歡為由，乞覓瞻家財，謂之廝波。大抵此輩，若顧之則貪婪不已，不顧之則強顏取奉，必滿其意而後已。」
因此，「嫖」是市民階級參與娼妓文化後的新標誌，這個字裡有著極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而它除了是個文化外，同時也還是個結構，在這個結構中，推波助瀾的「幫嫖」階層，乃是最值得注意的勢力。無論多麼進步的國家，大概都無法終結娼妓與嫖客，但若有能力，則至少應終結「幫嫖」階層，或許這才是論「嫖」與「嫖客」時不容忽視的要點。
from 南方朔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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