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痛苦的時刻，並不想追究罪與罰。當天災凝聚成一條你不能超越的生命界限時，通常你只想看到人間的愛和付出。可是在這裡，政府的顢頇卻逼迫你非正視不可。
民間看到的「政府」反而是慈濟。他們在救災場合第一個趕到。一點四十七分地震，兩點半他們趕到。人們把資源交給他們，相信人間有愛，看到他們，放心救災有望。
另一個讓人信賴的「政府」，是所謂的外國救難隊。那怕是美國、德國、日本，就連韓國、土耳其的救難隊，你都覺得他們強過台灣政府。
在台灣，似乎有四級政府，似乎有好幾個政黨，這次幾乎全部癱瘓。你惟一可以依賴的是從來不在台灣土地上從事政治活動的，一個叫做慈濟，一個叫做外國救難隊。
慈濟這次可以取代原有政府，扮演很大的角色，和他們長期的經驗、觀念、愛心、不侷限在島國的態度有關。
民間企業又為什麼捐錢給媒體呢？這些媒體從來就不是救災單位，也沒有救災經驗。理由很簡單，這些媒體可以幫他們打字幕，公告周知某某企業捐了多少錢。
我相信這次殘活下來的孤兒，將來可能拿到最多的錢，是容易享有清譽的。至於那些不容易看到、不讓人感動，不可以寫出漂亮文章、不可以得到很大掌聲、做不出很棒報導的長期工作，可能乏人問津。
反對黨呢?他們說要召開朝野協商會議，把災難當做他們還參與的舞台。
在野黨並且成立自己的救災中心，他們有救災經驗嗎？他們為什麼不學林懷民，脫掉舞鞋，換上步鞋，到慈濟報到，做慈濟的義工，去街上募錢也可以，跟著去送生力麵也可以，搬磚塊也可以，就跟著慈濟走。
民進黨、新黨為什麼不是這麼做？台灣很多想參與賑災的人為什麼不是這麼做？每一個人雖然有愛心，卻都太想搞自己的東西。小時候我聽過外公講，愛心如果是要名聲的，那個愛心是會打折扣的。
所有媒體、政治人物都跟著罵：「一點統籌單位都沒有」，他們不知道自己就是妨害統籌的一部份。
台灣每個人突然都變成了泰山、小英雄，覺得自己可以直接跑到災區去處理事情。每個人在罵統籌問題時，都沒辦法正視這種泰山、小英雄心理。
救災嚴重缺乏統籌，政府當然難辭其咎。比如內政部和新聞局。坦白說，我不曉得現在台灣還有沒有這些部門，養著這群部長做什麼。
總統的緊急命令在第五天出來。有人馬上罵緊急命命到現在才出來，已經失去時機。很有趣的是，那些罵緊急命令太慢的人，前兩天講了很多話，也沒聽說他們要求總統發布緊急命令。
緊急命令的用意，第一是鬆綁法律，第二是鬆綁預算，第三等於是成立臨時政府，把政府和民間統籌起來，共同管理災難。
後知後覺的聰明者一直都很多。台灣這個社會可以提出辦法的人也似乎很多，會寫文章出一張嘴的、喜歡表現愛心和爭功的、籍機擴大地盤的，真的很多。
我常在想，如果慈濟或世界展望會，是台灣的兩個在野黨，這個執政黨一定會更好。因為當我想放棄這個政府時，有別的選擇。
地震後要重建的，不只是埔里的家，更是台灣的家。這個家必須有一個新的機制，新的態度，用更誠懇的、有愛心的、更具國際性的角度來看待自己。
我以前在政黨工作，深知讓這個社會腐蝕的，是每個人都要一塊地盤。這種「地盤意識」深入到台灣社會的執政黨、反對黨、以及媒體、宗教單位。
如果說這次地震是兩個斷層相撞，其實在地面上，台灣社會早就被各個地盤切割成好多斷層。這種心態不改，未來光土地徵收、公共空間重新規劃使用等等問題，就足以搞垮家園重建計畫。
石門海邊的小女孩
趁著難得的週休二日，星期天到富基漁港吃海鮮也順道繞到石門看看海、吹吹風。由於天氣很好，不少家庭都全家出遊，所以海邊有著許多小孩的身影與笑聲。
而我不經意的看到一個很特別的小女孩，約莫小學五、六年級的樣子吧。被海風吹的有點凌亂的長髮、簡單的一件有點髒的黃色背心和一雙拖鞋，她手上拿著一個大型的塑膠袋，不時的彎腰拾撿著什麼東西。
忽然間，我覺得她好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人，幾乎完全不屬於此時此刻歡樂的時空。
我心裏想著，有沒有可能有一天，她就像某個信用卡廣告裡的女孩一樣，考上大學後一個人到國外唸書，取得到學位，然後在一幢高高的、現代化的大褸裏工作，然後回想著她曾經在台灣石門鄉的海邊撿拾的這一段日子。
然而，我卻很清楚的知道，這是不太可能的－－她不太可能有條件和她眼前的這一群來自台北，有著良好學習環境與資源的小孩在未來競爭，因為這就是環境與現實。
想到這裡，有點難過，我覺得她是那麼努力的在生活著，比起台北孩子這個不吃那個不要的驕生慣養，我覺得她更應該得到成功才對。
記得以前課本讀到過，史懷哲有一次和別的小朋友打架，打輸的那一個告訴史懷哲說，要是我一個星期也能喝一次肉湯我就不會輸你了。是的，不知道這個小女孩如果也有公平的資源與她面前的這些小孩競爭，結果會是怎樣？
工作後，進入社會，才真真正正體會到這個社會其實是不太公平的，所以，我願珍惜所有，並盡力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如此才是生命的真正意義啊！
別對慈濟志業「文化失明」
日前報載加拿大的中學選修教材「世界接觸」課本，最近刊錄了
台灣慈濟功德會和證嚴法師的介紹，美國今年內也要採用這套教材。
這則消息，引起我深深的感嘆。
我一直對慈濟有極高評價，認為慈濟的志業，是中國的「宗教改
良運動」，會對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慈濟的緣起，受到天主教啟發，但目前慈濟功業達到的境界，已
在多方面超越了西方宗教。慈濟志業的理論、信念、宗旨和實踐是不
斷在進化的。按現在的步伐走下去，或是慈濟組織，或是證嚴法師本
人，早晚會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因此，我對多位有成就的學者、文化人和宗教人士鄭重推薦過慈
濟，強烈建議他們，研究中國文化，不能不探討慈濟；從事社會慈善
事業，不能不了解和參考慈濟。不要等諾貝爾和平獎發下來了，我們
才回過頭去，跟在西方後面「發現」慈濟。
可惜，這樣的呼籲似乎並沒有引起多大迴響。慈濟的故鄉台灣，
對慈濟的「文化失明」，程度也差不多！「慈濟學」何時才能誕生？
中國人好像有一個視野盲點；不知道什麼是自己真正的好東西。
往往要到西方把我們的好東西發掘出來了，加以認可了，我們才恍然
大悟似地一窩蜂上去擁抱自己的寶物。慈濟的被人認識，似乎正再次
重複這個讓我們慚愧的過程。今天，慈濟和證嚴法師進入了西方的教
科書。明天，西方會怎樣褒揚慈濟？
與此同時，我們自己的態度呢？
（本文轉載自 2000.2.17.星期四《中國時報》第15版「時論廣場」）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