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e
【小學生大未來】撿回來的校長獎
貧富差距大，教養兩極化
富孩子放學到才藝班報到，暑假出國參加夏令營
過完暑假就升小六的小輝，站在8月無影的日陽下，等著媽媽開車載他去學校，趕赴開學前最後一個返校日。
曬得一身黑的小輝，幾天前才剛從美國坐飛機返家，在聯電擔任工程師的爸爸，原本想趁這個暑假，帶全家到瑞士旅行，結果在同事的遊說下，改變心意送小輝到洛杉磯參加暑期夏令營。
這並不是小輝第一次出國，可是卻是頭一遭和外國孩子一起上課，週末時還可以到迪士尼樂園和環球影城，大開眼界。
戴著眼鏡的小輝，從四年級開始，就是學校管樂團的一員，成績也一直維持在班上前五名，很少讓父母擔心。
放學之後，小輝不是練團，就是到才藝班報到，他上的課包括鋼琴、書法、繪畫、珠算和英文，幾乎把一星期五天排得滿滿的，通常得到9點才能回到家。
等到週末，如果學校沒有考試，爸媽總會帶著小輝和妹妹去游泳，到新竹郊外走一走，要不然，就是待在家裡翻閱整屋子的課外讀物，或坐在書桌前打電腦。
窮孩子6000元老人年金養一家子，沒戶口、連念書都成問題
場景轉到嘉義中埔鄉籐寮，距離嘉義市不到半小時車程的地方。
額頭有一道疤的阿仁，陪著83歲的阿嬤，坐在門前撿地瓜葉，看到《遠見》記者來訪，立刻遞上一封信。
寫信的人是阿仁的姐姐，她信上寫著，「我是個沒有戶口的幽靈人口，今年考上高中，拿不出身分證明，沒辦法入學，可以幫我嗎？我想讀書。」
原來阿仁的媽媽在花蓮已經結婚，育有四個孩子，後來遇上阿仁的爸爸，生下阿仁三姐弟。迷戀賭博的媽媽一走了之，爸爸長期在宜蘭打零工，祖傳的一塊沒用山坡地，讓他們無法申請低收入戶，阿仁跟姐姐只好跟著阿嬤，靠著一個月6000塊的老人年金過活。
雖然仍沒有健保，但準備升小五的阿仁比姐姐幸運，一年多前入了戶籍，只不過，他的姓不是跟爸爸，而是媽媽花蓮那個沒離婚的老公。每次老師請他在補助申請單上簽名，他都會問老師，「我的姓要寫什麼？」
阿仁家距離最近的中山國小，開車至少要40分鐘，所以每天早上，阿仁6點就得起床，走到山下等校車；放學之後，他也必須趕4點半的校車，否則等天色暗下來，山路就更不好走了。
可是一回到家，沒有人督促阿仁寫功課，不識字的阿嬤，也沒辦法教他，放假在家不是看電視，就是在家裡附近玩，所以成績始終是班上倒數，大字不認識幾個，老師對阿仁沒有太大奢求，只希望他畢業之後，不要成為文盲。
隨著貧富差距拉大，像小輝和阿仁這樣兩極的故事，普遍存在台灣每一個角落。導演林正盛還在年初拍攝紀錄片《我們的孩子》，呈現富孩子和窮孩子生活和學習的差異。
下課後孩子去哪裡？假日做什麼？才是競爭的開始
自從推動九年義務教育之後，不管富孩子或窮孩子，大家上學都不成問題。但此刻兩者最大的差別，就在下課後。不僅影響這批學童的未來，也影響國家的未來競爭力。
根據兒童福利聯盟去年隨機取樣全國2200個國小四到六年級學童，發現富裕家庭下課後沒有人指導課業的比例只有二成二，超過五成的富孩子，放學後會學才藝，例如騎馬、打高爾夫球，甚至過半數的富孩子暑假時會出國旅遊。
至於窮孩子，則超過半數家裡沒有書桌，只能在餐桌、板凳，甚至趴在地板寫完學校功課，而且近七成窮孩子放學後沒有人指導課業，有52％想上才藝班，但家裡沒錢。
這些窮孩子回到家裡，面對的只有饑餓、咆哮和四面牆壁；流落街頭，又整天無所事事。
「少了很多文化刺激，世界是被限制的，這些孩子像是宅童，」兒福聯盟執行長王育敏說。
不只學習機會很少，連飲食落差也很大。根據今年5月份兒福聯盟假日兒童飲食習慣調查發現，富有孩子放假很多去吃大餐，牛排、義大利麵、日本料理，吃得比平常好，但是窮孩子就反過來，平常還有學校的營養午餐，假日少了學校的照顧，常常只吃泡麵、餅乾、白飯配罐頭、麵包。
家庭解體，孩子像斷線風箏
家庭失能父母功能不見，單親、隔代家庭創新高，隱藏社會未爆彈
孩子就像風箏，當風箏線被牢牢拉住，就能夠愈飛愈高，在天空遨翔。上學時，老師就是拉住風箏的那隻手，放學後，再交棒給父母。
可惜，現在的台灣，有愈來愈多的父母狠心地鬆開手、放掉手上的線，讓無辜的孩子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下課之後，頓時失去倚靠，只能毫無目的地隨風飄盪。
其實，孩子下課後沒人照顧的問題，不是現在才發生。
30年前，台灣面臨經濟起飛與工業化轉型，女性紛紛投入職場，造成雙薪家庭大量增加，再加上農業解體，大家庭和社區的互助功能沒落淪喪，導致產生很多「鑰匙兒童」。
不過幸好外界誘惑仍不多，通常靠著電視或找鄰居玩耍打發時間，而且父母就業機會多，口袋麥克麥克，孩子不至於吃不飽。
但是時至今日，孩子放學後沒人照顧，已經結合失能家庭與弱勢，成為教育現場一個急待解決的新課題。
創辦博幼基金會、照顧1000多位弱勢學童的前暨南大學校長李家同一言道破現況，「窮的比以前多，家庭又比較破碎，弱勢兒童的課後照護需求，大得不得了。」
已在兒福聯盟服務15年的王育敏觀察，過去15年來對台灣下一代面臨最大的變化是家庭解組的速度很快，例如單親家庭已經有8％以上，再婚、重組、不完整家庭愈來愈多，離婚率在十年內提高4.21％，隔代家庭愈來愈多，已達8萬518戶。
「父母的功能正在逐漸下降、消失，甚至父母成為兒童的加害者，兒虐案件過去每年成長一成，」王育敏指出。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過去十年，低收入增加3萬5724戶，原住民、身心障礙人數也分別多了8萬8080人、44萬9728人，至於社經地位較低的外籍配偶人數，去年也達到40萬4142人。
根據家扶基金會統計，過去五年，受扶助的戶數及兒童人數增加成長率，分別高達45.3％及36.8％。而根據兒福的調查中，目前約有1.1％的國小學童和手足同住，家中根本沒有成人。
過去父母是孩子最主要的倚靠，現在可不一定，已有一萬戶由兒童局列管的高風險家庭，「這些都是隱藏在社會的未爆彈，」兒童局長簡慧娟說。
孩子受害16萬小學生像浮萍兒，易流連不良場所，甚至加入幫派、進監獄，過去十年，台灣的弱勢族群與解體家庭成長快速，最無辜的就是下一代。
這一群孩子到底有多少？內政部戶政司統計，目前全台灣約有200萬6至12歲的小學學童，其中超過16萬人，因為經濟貧困或家庭失能，缺乏照顧而導致學習停滯。
不過，弱勢孩子的實際數字應該不只如此，因為接近貧窮線邊緣的「近貧」或「新貧」一族，正在增加當中。
有人稱這些沒有人管孩子是「浮萍兒」。父母沒能力供他們去安親班、學才藝，也沒空陪伴教育，學習成就和同學愈拉愈大，導致他們下課後在外遊蕩、流連不良場所，甚至加入幫派組織。
「國中生最恨補習，而國小生最恨的就是下課後沒人陪，」家扶基金會社會資源處處長翁慧圓觀察。
今年9月份，教育部社教司計畫在全台灣九個財力較差的縣市實施「夜光天使計畫」，從晚上7點到9點間提供回家後缺乏照護的國小學童一頓晚餐與伴讀，預估最多一年能補助3000個孩子。
主動提案推動夜光天使的社教司長朱楠賢感性地說，「能救一個是一個，不希望未來蓋太多監獄。」
伊甸基金會執行長黃琢嵩也說，「不要讓我們的孩子從家門出去，從警察局回來。」
教養，才能終止 貧窮的詛咒
延伸教育當家庭失能，社區與社會、教育單位就必須搭起一座家庭與學校間的堅固堡壘。
事實上，近年來從政府到民間，已經有愈來愈多人看到弱勢孩子沒人管的嚴重性，因為不僅牽涉到下一代的素質，更攸關整個社會、甚至是國家的未來競爭力。
擔任多個NGO的理事，也因為關心弱勢孩子，目前身兼兒福聯盟董事長的馮燕觀察，現階段老人的福利備受重視，既有每個月的年金可領，又強調在地安養，但「兒童的情況其實也跟老人一樣，需要大家關注，只差在老人有選票，懂得為自己發聲。」
世界展望會社工處處長全國城更明確指出，弱勢孩子如果沒人照顧，人格容易產生缺陷，當人格缺陷的孩子愈來愈多，真的很難想像台灣未來的競爭力會如何。
許多人也紛紛建議，當家庭真的失能，社區與社會、教育單位就必須毫無考慮地接手這個問題。整個社會必須搭起一座家庭與學校間的堅固堡壘，「讓弱勢學童不要在下課後迷失在兩點一線間，」馮燕指出。
朱楠賢坦言，過去教育部主要重視學校圍牆內的問題，但很多學童的問題，都來自不健全的家庭，「要家庭失能的孩子到學校表現好，不太可能，中輟的機率就比較高。」
教育單位，現在的確有必要把教育的功能延伸到圍牆以外。
「家長不行的話，老師就要扮演家長的角色，這是沒辦法的事情，」李家同指出，如果家長本身是孩子的壞榜樣，也不關老師的事嗎？「辦教育就是要對有問題的人提供協助。」
台大外文系教授劉毓秀說，最好替代家庭功能的是社區，社區工作某部分替代了過去大家族的力量，那種互相支撐的社會網絡力量，是現在核心化小家庭所不能比擬的。
課後輔導不只給孩子生活救助，還要給他們技能、讓他們跟上學習，才能終止貧窮
至於，要為這些弱勢孩子做什麼呢？幾乎所有人都一致認為，課後輔導是最好的選擇。
七年前投入部落課輔前，台灣彩虹原住民關懷協會副主任劉邦彥曾經到南投縣仁愛鄉20個部落對長老、家長做過調查，結果19個部落都告訴他，孩子需要課後輔導。
不管家扶基金會或世界展望會，都曾發生過家長小時候是受助童，10年或20年後，又帶了兩、三個小孩回來接受金錢補助，等於是下一代仍繼承了父母的貧窮。
「對弱勢孩子的幫助，不只生活救助，而是給他們技能，讓他們跟得上學習，才能終止他們下一代的貧窮詛咒，」全國城自己也曾是世展受助童，對此特別有感觸。
前陣子常陪第一夫人周美青下鄉探訪原住民孩子的馮燕觀察，課輔具備了三種功能。首先，至少協助孩子把功課寫完，只要完成功課，老師不會處罰他，同學會接納 他，孩子就會喜歡上學，不會中輟。再來，課輔也是補救教學最好的機會。因為是一對少教學，比較容易發現孩子沒學會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安輔孩子的情緒。也許課堂上發生重大的事件，讓孩子沒面子、生氣或被欺負，隔天就翹課不去上學了，課輔老師如果發現，就可以事先預防。
民間力量10多年來，社福機構和企業基金會默默投入課輔工作
相信很多人已經發現，弱勢學童的課輔成了社福機構和企業基金會最近十年最流行的行善方式。
在企業界12年，又待過伊甸基金會的博幼執行長周淑禎分析，社福思惟與時代有關。
窮苦的年代，就有家扶和世展做救濟工作；經濟起飛的時刻，伊甸基金會提倡身心障礙者也能被平等對待；到了現在的M型社會，最需要的就是弱勢課輔，「弱勢課輔應該還會持續很久，」周淑禎大膽地預言。
有趣的是，幾乎只要一投入課輔的機構，就會不停擴點，經費一年比一年多。
像是中興保全基金會，11年前，本來只在台北市大同區進行弱勢課輔，現在卻遍及宜蘭14個小學與3個國中，每年斥資2300萬。
「我也希望能不要做，但看到愈來愈多孩子需要幫助，好像已經回不了頭，」中興保全老闆娘，也是基金會執行長莊素珠表示。
尋找春天與其指責家長講道理，不如直接幫助孩子逆轉勝，找到春天
當然，也有人提出質疑，如果連孩子的課後生活都交給學校老師或社區，那麼，家長會不會更不負責任呢？
李家同觀察，這些製造家庭失能的家長，並不會因此有責任感，反正他們本來就不管孩子了，「對那些有問題的家長講大道理是沒有用的，還不如直接幫助孩子最實際。」
馮燕也認為，想要讓家長站起來，必須一手先幫他抱住孩子，另一手再拉他站起來，「如果你光指責家長不負責任，根本是白費唇舌，沒有懲罰到家長，反而間接懲罰到孩子。」
事實上，近幾年來已經在許多角落，發現許多「逆轉勝」的典範。
今年國小畢業的嘉義水上鄉柳林國小王義雄，是個單親家庭的小孩，大陸籍媽媽改嫁了，父親有輕度智障，回家總是沒有人管，三年前還在街頭跟別人打架，功課常常沒寫，班上倒數第三。
經過當地闕師母的愛心與輔導，今年以校長獎畢業，簡直是「撿回來的校長獎」。
而今年要升上小三、家住高雄縣甲仙的陳妤慈，是由低收入外婆照顧的隔代家庭，小一被醫生判定是智障，到了小二了，ㄅㄆㄇ都背不全，考卷拿出來幾乎科科零分，結果只上了一年教會的課輔班，國語竟然考100分，讓醫生取消她的智障手冊。
失能家庭的孩子也能有春天。只要社會與政府伸出援手，就能救起台灣的下一代。
from 遠見雜誌電子報 ( HTML 圖文版 )
貧富差距大，教養兩極化
富孩子放學到才藝班報到，暑假出國參加夏令營
過完暑假就升小六的小輝，站在8月無影的日陽下，等著媽媽開車載他去學校，趕赴開學前最後一個返校日。
曬得一身黑的小輝，幾天前才剛從美國坐飛機返家，在聯電擔任工程師的爸爸，原本想趁這個暑假，帶全家到瑞士旅行，結果在同事的遊說下，改變心意送小輝到洛杉磯參加暑期夏令營。
這並不是小輝第一次出國，可是卻是頭一遭和外國孩子一起上課，週末時還可以到迪士尼樂園和環球影城，大開眼界。
戴著眼鏡的小輝，從四年級開始，就是學校管樂團的一員，成績也一直維持在班上前五名，很少讓父母擔心。
放學之後，小輝不是練團，就是到才藝班報到，他上的課包括鋼琴、書法、繪畫、珠算和英文，幾乎把一星期五天排得滿滿的，通常得到9點才能回到家。
等到週末，如果學校沒有考試，爸媽總會帶著小輝和妹妹去游泳，到新竹郊外走一走，要不然，就是待在家裡翻閱整屋子的課外讀物，或坐在書桌前打電腦。
窮孩子6000元老人年金養一家子，沒戶口、連念書都成問題
場景轉到嘉義中埔鄉籐寮，距離嘉義市不到半小時車程的地方。
額頭有一道疤的阿仁，陪著83歲的阿嬤，坐在門前撿地瓜葉，看到《遠見》記者來訪，立刻遞上一封信。
寫信的人是阿仁的姐姐，她信上寫著，「我是個沒有戶口的幽靈人口，今年考上高中，拿不出身分證明，沒辦法入學，可以幫我嗎？我想讀書。」
原來阿仁的媽媽在花蓮已經結婚，育有四個孩子，後來遇上阿仁的爸爸，生下阿仁三姐弟。迷戀賭博的媽媽一走了之，爸爸長期在宜蘭打零工，祖傳的一塊沒用山坡地，讓他們無法申請低收入戶，阿仁跟姐姐只好跟著阿嬤，靠著一個月6000塊的老人年金過活。
雖然仍沒有健保，但準備升小五的阿仁比姐姐幸運，一年多前入了戶籍，只不過，他的姓不是跟爸爸，而是媽媽花蓮那個沒離婚的老公。每次老師請他在補助申請單上簽名，他都會問老師，「我的姓要寫什麼？」
阿仁家距離最近的中山國小，開車至少要40分鐘，所以每天早上，阿仁6點就得起床，走到山下等校車；放學之後，他也必須趕4點半的校車，否則等天色暗下來，山路就更不好走了。
可是一回到家，沒有人督促阿仁寫功課，不識字的阿嬤，也沒辦法教他，放假在家不是看電視，就是在家裡附近玩，所以成績始終是班上倒數，大字不認識幾個，老師對阿仁沒有太大奢求，只希望他畢業之後，不要成為文盲。
隨著貧富差距拉大，像小輝和阿仁這樣兩極的故事，普遍存在台灣每一個角落。導演林正盛還在年初拍攝紀錄片《我們的孩子》，呈現富孩子和窮孩子生活和學習的差異。
下課後孩子去哪裡？假日做什麼？才是競爭的開始
自從推動九年義務教育之後，不管富孩子或窮孩子，大家上學都不成問題。但此刻兩者最大的差別，就在下課後。不僅影響這批學童的未來，也影響國家的未來競爭力。
根據兒童福利聯盟去年隨機取樣全國2200個國小四到六年級學童，發現富裕家庭下課後沒有人指導課業的比例只有二成二，超過五成的富孩子，放學後會學才藝，例如騎馬、打高爾夫球，甚至過半數的富孩子暑假時會出國旅遊。
至於窮孩子，則超過半數家裡沒有書桌，只能在餐桌、板凳，甚至趴在地板寫完學校功課，而且近七成窮孩子放學後沒有人指導課業，有52％想上才藝班，但家裡沒錢。
這些窮孩子回到家裡，面對的只有饑餓、咆哮和四面牆壁；流落街頭，又整天無所事事。
「少了很多文化刺激，世界是被限制的，這些孩子像是宅童，」兒福聯盟執行長王育敏說。
不只學習機會很少，連飲食落差也很大。根據今年5月份兒福聯盟假日兒童飲食習慣調查發現，富有孩子放假很多去吃大餐，牛排、義大利麵、日本料理，吃得比平常好，但是窮孩子就反過來，平常還有學校的營養午餐，假日少了學校的照顧，常常只吃泡麵、餅乾、白飯配罐頭、麵包。
家庭解體，孩子像斷線風箏
家庭失能父母功能不見，單親、隔代家庭創新高，隱藏社會未爆彈
孩子就像風箏，當風箏線被牢牢拉住，就能夠愈飛愈高，在天空遨翔。上學時，老師就是拉住風箏的那隻手，放學後，再交棒給父母。
可惜，現在的台灣，有愈來愈多的父母狠心地鬆開手、放掉手上的線，讓無辜的孩子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下課之後，頓時失去倚靠，只能毫無目的地隨風飄盪。
其實，孩子下課後沒人照顧的問題，不是現在才發生。
30年前，台灣面臨經濟起飛與工業化轉型，女性紛紛投入職場，造成雙薪家庭大量增加，再加上農業解體，大家庭和社區的互助功能沒落淪喪，導致產生很多「鑰匙兒童」。
不過幸好外界誘惑仍不多，通常靠著電視或找鄰居玩耍打發時間，而且父母就業機會多，口袋麥克麥克，孩子不至於吃不飽。
但是時至今日，孩子放學後沒人照顧，已經結合失能家庭與弱勢，成為教育現場一個急待解決的新課題。
創辦博幼基金會、照顧1000多位弱勢學童的前暨南大學校長李家同一言道破現況，「窮的比以前多，家庭又比較破碎，弱勢兒童的課後照護需求，大得不得了。」
已在兒福聯盟服務15年的王育敏觀察，過去15年來對台灣下一代面臨最大的變化是家庭解組的速度很快，例如單親家庭已經有8％以上，再婚、重組、不完整家庭愈來愈多，離婚率在十年內提高4.21％，隔代家庭愈來愈多，已達8萬518戶。
「父母的功能正在逐漸下降、消失，甚至父母成為兒童的加害者，兒虐案件過去每年成長一成，」王育敏指出。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過去十年，低收入增加3萬5724戶，原住民、身心障礙人數也分別多了8萬8080人、44萬9728人，至於社經地位較低的外籍配偶人數，去年也達到40萬4142人。
根據家扶基金會統計，過去五年，受扶助的戶數及兒童人數增加成長率，分別高達45.3％及36.8％。而根據兒福的調查中，目前約有1.1％的國小學童和手足同住，家中根本沒有成人。
過去父母是孩子最主要的倚靠，現在可不一定，已有一萬戶由兒童局列管的高風險家庭，「這些都是隱藏在社會的未爆彈，」兒童局長簡慧娟說。
孩子受害16萬小學生像浮萍兒，易流連不良場所，甚至加入幫派、進監獄，過去十年，台灣的弱勢族群與解體家庭成長快速，最無辜的就是下一代。
這一群孩子到底有多少？內政部戶政司統計，目前全台灣約有200萬6至12歲的小學學童，其中超過16萬人，因為經濟貧困或家庭失能，缺乏照顧而導致學習停滯。
不過，弱勢孩子的實際數字應該不只如此，因為接近貧窮線邊緣的「近貧」或「新貧」一族，正在增加當中。
有人稱這些沒有人管孩子是「浮萍兒」。父母沒能力供他們去安親班、學才藝，也沒空陪伴教育，學習成就和同學愈拉愈大，導致他們下課後在外遊蕩、流連不良場所，甚至加入幫派組織。
「國中生最恨補習，而國小生最恨的就是下課後沒人陪，」家扶基金會社會資源處處長翁慧圓觀察。
今年9月份，教育部社教司計畫在全台灣九個財力較差的縣市實施「夜光天使計畫」，從晚上7點到9點間提供回家後缺乏照護的國小學童一頓晚餐與伴讀，預估最多一年能補助3000個孩子。
主動提案推動夜光天使的社教司長朱楠賢感性地說，「能救一個是一個，不希望未來蓋太多監獄。」
伊甸基金會執行長黃琢嵩也說，「不要讓我們的孩子從家門出去，從警察局回來。」
教養，才能終止 貧窮的詛咒
延伸教育當家庭失能，社區與社會、教育單位就必須搭起一座家庭與學校間的堅固堡壘。
事實上，近年來從政府到民間，已經有愈來愈多人看到弱勢孩子沒人管的嚴重性，因為不僅牽涉到下一代的素質，更攸關整個社會、甚至是國家的未來競爭力。
擔任多個NGO的理事，也因為關心弱勢孩子，目前身兼兒福聯盟董事長的馮燕觀察，現階段老人的福利備受重視，既有每個月的年金可領，又強調在地安養，但「兒童的情況其實也跟老人一樣，需要大家關注，只差在老人有選票，懂得為自己發聲。」
世界展望會社工處處長全國城更明確指出，弱勢孩子如果沒人照顧，人格容易產生缺陷，當人格缺陷的孩子愈來愈多，真的很難想像台灣未來的競爭力會如何。
許多人也紛紛建議，當家庭真的失能，社區與社會、教育單位就必須毫無考慮地接手這個問題。整個社會必須搭起一座家庭與學校間的堅固堡壘，「讓弱勢學童不要在下課後迷失在兩點一線間，」馮燕指出。
朱楠賢坦言，過去教育部主要重視學校圍牆內的問題，但很多學童的問題，都來自不健全的家庭，「要家庭失能的孩子到學校表現好，不太可能，中輟的機率就比較高。」
教育單位，現在的確有必要把教育的功能延伸到圍牆以外。
「家長不行的話，老師就要扮演家長的角色，這是沒辦法的事情，」李家同指出，如果家長本身是孩子的壞榜樣，也不關老師的事嗎？「辦教育就是要對有問題的人提供協助。」
台大外文系教授劉毓秀說，最好替代家庭功能的是社區，社區工作某部分替代了過去大家族的力量，那種互相支撐的社會網絡力量，是現在核心化小家庭所不能比擬的。
課後輔導不只給孩子生活救助，還要給他們技能、讓他們跟上學習，才能終止貧窮
至於，要為這些弱勢孩子做什麼呢？幾乎所有人都一致認為，課後輔導是最好的選擇。
七年前投入部落課輔前，台灣彩虹原住民關懷協會副主任劉邦彥曾經到南投縣仁愛鄉20個部落對長老、家長做過調查，結果19個部落都告訴他，孩子需要課後輔導。
不管家扶基金會或世界展望會，都曾發生過家長小時候是受助童，10年或20年後，又帶了兩、三個小孩回來接受金錢補助，等於是下一代仍繼承了父母的貧窮。
「對弱勢孩子的幫助，不只生活救助，而是給他們技能，讓他們跟得上學習，才能終止他們下一代的貧窮詛咒，」全國城自己也曾是世展受助童，對此特別有感觸。
前陣子常陪第一夫人周美青下鄉探訪原住民孩子的馮燕觀察，課輔具備了三種功能。首先，至少協助孩子把功課寫完，只要完成功課，老師不會處罰他，同學會接納 他，孩子就會喜歡上學，不會中輟。再來，課輔也是補救教學最好的機會。因為是一對少教學，比較容易發現孩子沒學會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安輔孩子的情緒。也許課堂上發生重大的事件，讓孩子沒面子、生氣或被欺負，隔天就翹課不去上學了，課輔老師如果發現，就可以事先預防。
民間力量10多年來，社福機構和企業基金會默默投入課輔工作
相信很多人已經發現，弱勢學童的課輔成了社福機構和企業基金會最近十年最流行的行善方式。
在企業界12年，又待過伊甸基金會的博幼執行長周淑禎分析，社福思惟與時代有關。
窮苦的年代，就有家扶和世展做救濟工作；經濟起飛的時刻，伊甸基金會提倡身心障礙者也能被平等對待；到了現在的M型社會，最需要的就是弱勢課輔，「弱勢課輔應該還會持續很久，」周淑禎大膽地預言。
有趣的是，幾乎只要一投入課輔的機構，就會不停擴點，經費一年比一年多。
像是中興保全基金會，11年前，本來只在台北市大同區進行弱勢課輔，現在卻遍及宜蘭14個小學與3個國中，每年斥資2300萬。
「我也希望能不要做，但看到愈來愈多孩子需要幫助，好像已經回不了頭，」中興保全老闆娘，也是基金會執行長莊素珠表示。
尋找春天與其指責家長講道理，不如直接幫助孩子逆轉勝，找到春天
當然，也有人提出質疑，如果連孩子的課後生活都交給學校老師或社區，那麼，家長會不會更不負責任呢？
李家同觀察，這些製造家庭失能的家長，並不會因此有責任感，反正他們本來就不管孩子了，「對那些有問題的家長講大道理是沒有用的，還不如直接幫助孩子最實際。」
馮燕也認為，想要讓家長站起來，必須一手先幫他抱住孩子，另一手再拉他站起來，「如果你光指責家長不負責任，根本是白費唇舌，沒有懲罰到家長，反而間接懲罰到孩子。」
事實上，近幾年來已經在許多角落，發現許多「逆轉勝」的典範。
今年國小畢業的嘉義水上鄉柳林國小王義雄，是個單親家庭的小孩，大陸籍媽媽改嫁了，父親有輕度智障，回家總是沒有人管，三年前還在街頭跟別人打架，功課常常沒寫，班上倒數第三。
經過當地闕師母的愛心與輔導，今年以校長獎畢業，簡直是「撿回來的校長獎」。
而今年要升上小三、家住高雄縣甲仙的陳妤慈，是由低收入外婆照顧的隔代家庭，小一被醫生判定是智障，到了小二了，ㄅㄆㄇ都背不全，考卷拿出來幾乎科科零分，結果只上了一年教會的課輔班，國語竟然考100分，讓醫生取消她的智障手冊。
失能家庭的孩子也能有春天。只要社會與政府伸出援手，就能救起台灣的下一代。
from 遠見雜誌電子報 ( HTML 圖文版 )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