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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膨脹的海綿，台灣的大學數量在十年間「咻」地爆肥！
大學「學歷」全台盛產、學生「學力」卻令全台搖頭，
什麼政策導致專科與學院爭相恐後換取大學名號？
什麼樣的把關讓大學評鑑與學生審核喪失嚴格的監督？
【文／李雪莉 攝影／劉國泰】
兩萬人不到的花蓮縣壽豐鄉，這幾年卻變得很熱鬧。國立東華大學、台灣觀光學院兩所學校聚集的七千多名學生，為平靜的壽豐鄉平添青春的特色。
事實上，花蓮已成為全台大學密度最高的縣市。然而，這種「盛產大學與大學生」的奇景，幾乎是台灣各縣市都有的特殊景象。
短短十年間，大學教育從菁英變普及，大學與學院從原來的六十七所變為一四五所（如果加上專科則為一六二所）。
像是細胞增生一樣，大學還以增設分院的方式，擴展至各角落。
來到宜蘭縣礁溪鄉，從平地往林美山頭行車攀爬，路面陡峭、經約三十分鐘來到海拔約四百公尺的山頭。佛光大學與淡江大學蘭陽校園竟在這裡佇立著。
十幾年前，淡大創辦人張建邦帶隊現場勘查時，這裡還是荒蕪一片。淡大學術副校長馮朝剛回憶，「十幾年前去現場勘查時，大家就在想，這個偏僻的地方難道可以建學校？」
就連原本生產「文旦」的台南縣麻豆鎮，如今被麻豆人戲稱是生產「文憑」。
五萬人不到的麻豆鎮現在有兩間大學，包括致遠管理學院以及真理大學南分院。
以真理大學為例，總校區原本在淡水，十年前，真理在麻豆附近的魚塭群和稻田旁蓋出獨特教堂風味的南真理分院，腹地有二十二公頃，相當於二十二個足球場大小，但大學部學生總維持在三千多名。
大學盛產，學生不足
南真理的情況不是個案。許多私立大學都面臨招生不足的宿命。
以淡大蘭陽校園為例，原本校方希望這裡獨立成為一個容納五千人的校區，卻因少子化衝擊而轉型走精緻教育，目前學生約四百多人。
因為學校太多、選項豐富，不論學校辦學好壞，「先都市後鄉村、先北後南、先西後東」，都成為學生選填志願的準則。
一位南真理的學生就說道，「很多人大二都搶著轉到北真理，因為這邊實在太荒涼了。」
全球化腳步，加上資產階級的增加，不但逼著各國提升人力資本，也使教育成為商品。
但是，很少有國家像台灣的高教繁衍這麼快。十年前，大學生（不含專科）還只有約三十八萬，而今年達到一一二萬人。大學入學率由四成激增至九成。
大學出現嚴重的「肥大症」。促使它肥大的，有兩股主要的力量。第一波來自民國八十五年，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為首所推動的教改風潮，當時為了疏緩升學壓力，訂出廣設高中、大學的政策；而第二波則是兩千年總統大選，兩位總統候選人開出的政治支票，當時陳水扁就提出「一縣一大學」的政策。
高教政策被政治俘虜的惡狀，前教育部長黃榮村感受最深刻。
沒有把關的下場
民國九十一年他接任教育部長，他回想上任時的高教環境，說道，「我第一個感覺是，怎麼會這樣，大學生品質怎麼那麼糟？」
他指出，民國八十八到八十九年這兩年間，國民黨與民進黨都開了一堆選舉支票，五十幾所學校排著隊，申請改制為大學。
黃榮村上任後，馬上面對的是聯合大學與宜蘭大學的改制案。聯合大學是從聯合工業專科學校、八十八年改制技術學院；而宜蘭大學則是由宜蘭農校、八十七年改制宜蘭技術學院，而兩校後來都申請改大。
為了層層把關、確認兩校有足夠的師資、校地，黃榮村說他足足拖了一年，要求兩校每月到教育部報告，才讓兩所大學勉強符合體質。
特殊的政治氛圍，使得改制過程，標準鬆散、散漫。
民國八十五年開放改制後，每年約有五到六所專科改制為技術學院；升等為技術學院還不夠，學院又拚命升等為大學。
聽來荒謬的改名運動，對學校而言像是「仙丹良藥」。
「大家拚命改大，明明大學與學院層級相同，可是卻敵不過學生選填志願；永遠是先大學後學院、先學院後專科，這是社會的價值，」致遠管理學院副校長王如哲無奈說。目前致遠也積極改大。
走一趟台灣，會發現社會對大學學歷的需求，比想像中扭曲。
以高雄的正修工商專校為例，它原本排名在崑山工商專科前，但民國八十九年崑山改名科大後，排名立刻超越正修；諷刺的是，民國九十二年正修改名大學後，排名又追趕崑山。
崑山科技大學教務長黃啟貞指出，「很多家長覺得學院不是大學，大學才是大學，我們一直被定位為二流教育。」
名字決定了招生的素質與員額，使得專科、學院拚命向上改制。
如名聞一時的台南女子專校改為台南女子大學、國立台北商專改制為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以前從名稱上就看到特色，現在卻看不到歷史，」黃啟貞說。
技職體系的教學也失去特色。主因是新改制的學校在課程、師資上多半複製原有的大學，而不少教授是沒有教學與實務經驗的博士。
除了技職體系的摧毀，綜合大學也在「高教肥大」的過程中受害。
高教虛胖，學歷貶值
高教經費逐年成長，但追不上大學與學生成長的速度；民國八十年，教育部對每位大學生投資成本有二十萬元，如今降為十三萬。去年教育部編列的高教經費為八三四億元，但這筆錢相當於美國哈佛大學一年的預算。
表面上，台灣社會的「學歷」提高，但卻因資源稀釋，學生「學力」卻不上不下。
「如果我們把經費放在圖書、人力，而不是建學校，可以強化原有大學的功能，即使麻雀雖小，五臟可俱全，但現在大家的功能都被摧毀，」前花蓮師範學院校長、淡大教育學院教授陳伯璋感慨。
台灣教育經費增加時，最吝於支出的是軟體的提升。
「我們蓋了好多學校，好漂亮的東華大學；大學買了很多貴重儀器，比哥大的儀器還貴，可是呢，沒有人在用，」國科會主委陳建仁分析，過去五年，台灣的科技經費每年八％在增加，但包括大學在內的研究人力增加不到一％。
各大學系所的人員日益稀薄。兩千年前，一個系至少有十六位、一個所有五位教授員額，如今教育部凍結員額，一系加上一所只能有十六位。
陳建仁就批評這樣的資源配置是古老的設計，「古老到一個系很難發展，」他兩手一攤。
接下來的十年，台灣社會得為此虛胖、不健康的肥大付出代價。
首先是大學學歷嚴重的貶值。
若以每年畢業二十三萬大學生來估算，台灣每年等於產出相當一個台東縣人口的大學生。十年下來已有兩百三十萬的大學生。
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已衝上高峰。目前二十歲到二十四歲年輕人中，大學學歷的失業率達一二．三六％，是全國平均失業率的三倍。
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淡大助理教授魏玓感慨，「好多學生在學校實習電視台的成績不錯，卻只能在電視台兼職，當工讀生，因為前面排了好多碩士。」
除了社會對大學學位的鄙視，國家也承擔學生「學歷」與「學力」不成正比的代價。
來到南部一所大學，隨機觀察學生上課情況，結果是，後排學生睡成一片，前頭老師視而不見；圖書館裡更是看不到溫書的學生。
「這間學校沒退過一位學生，學生都招不到了，怎麼可能把學生趕走，」一位講師私下表示，學生二一的規定形同具文。這不是個案，許多大學的二一制度不復在。
大學和教授也變得不敢要求學生。
「如果你要當掉學生，系主任和教務長就召見了，這要怎麼要求啊？」一位私校教授憂心大學只顧利潤，會讓師生整體的士氣低落。
隨著未來年輕人口持續縮水，大學搶學生的局面更像殺戮戰場。
以目前全台大學入學名額二十六萬為基準，今年八歲、二○一六年當年入學的學生不但能全數進入大學，還會有許多名額空出。如果加上專科名額，平均每人還可能有兩個入學機會。
教育部採市場機制的哲學，長期放任大學自由競爭。一位大學校長就批判，「明知野雞大學卻讓它們存在，後段班學生素質只能不斷下滑。」
大學有可能「瘦」回來嗎？
雖然大學錄取名額會因新生兒的銳減，終有一天被迫關門，但消極的作法無異慢性自殺。
短期間瘦不回來的大學該怎麼重新建立信譽，贏回社會的信任？
社會學家高承恕分析，現在的大學裡出現嚴重的層級，大學不只一種，而是好幾種。
高承恕認為，「以後學生不只是念大學，而會選擇念好的大學。如果學校報到率掉到六成以下，辦學不佳，學生想去念嗎？」
建立校際、系所的評鑑制度，是教育部與大學的共識。
評鑑大地震
台灣高等教育過去五十年來沒有監督機制，「特別是公立大學，躺在那學生就來，大學如死水，亳無競爭意識，」元智大學校長彭宗平不客氣直指核心。
反應有點慢的教育部已經開始動作。去年十二月底，《新大學法》修正後，開啟大學評鑑的機制，預計從今年底到民國九十九年，完成七十八所大學校院（不含技職）、兩千多個系所的評鑑。
評鑑結果將分為「通過」、「待觀察」、「未通過」三階段，未通過的學校將面臨減招與停招命運。這項評鑑是不得不走的方向，只是，教育部有無勇氣要求大學退場，還值得觀察。
但能確定的是，台灣社會正準備接收高教肥大帶來的陣痛與後果。
本文出自 天下雜誌360期 封面故事：競爭實力
大學「學歷」全台盛產、學生「學力」卻令全台搖頭，
什麼政策導致專科與學院爭相恐後換取大學名號？
什麼樣的把關讓大學評鑑與學生審核喪失嚴格的監督？
【文／李雪莉 攝影／劉國泰】
兩萬人不到的花蓮縣壽豐鄉，這幾年卻變得很熱鬧。國立東華大學、台灣觀光學院兩所學校聚集的七千多名學生，為平靜的壽豐鄉平添青春的特色。
事實上，花蓮已成為全台大學密度最高的縣市。然而，這種「盛產大學與大學生」的奇景，幾乎是台灣各縣市都有的特殊景象。
短短十年間，大學教育從菁英變普及，大學與學院從原來的六十七所變為一四五所（如果加上專科則為一六二所）。
像是細胞增生一樣，大學還以增設分院的方式，擴展至各角落。
來到宜蘭縣礁溪鄉，從平地往林美山頭行車攀爬，路面陡峭、經約三十分鐘來到海拔約四百公尺的山頭。佛光大學與淡江大學蘭陽校園竟在這裡佇立著。
十幾年前，淡大創辦人張建邦帶隊現場勘查時，這裡還是荒蕪一片。淡大學術副校長馮朝剛回憶，「十幾年前去現場勘查時，大家就在想，這個偏僻的地方難道可以建學校？」
就連原本生產「文旦」的台南縣麻豆鎮，如今被麻豆人戲稱是生產「文憑」。
五萬人不到的麻豆鎮現在有兩間大學，包括致遠管理學院以及真理大學南分院。
以真理大學為例，總校區原本在淡水，十年前，真理在麻豆附近的魚塭群和稻田旁蓋出獨特教堂風味的南真理分院，腹地有二十二公頃，相當於二十二個足球場大小，但大學部學生總維持在三千多名。
大學盛產，學生不足
南真理的情況不是個案。許多私立大學都面臨招生不足的宿命。
以淡大蘭陽校園為例，原本校方希望這裡獨立成為一個容納五千人的校區，卻因少子化衝擊而轉型走精緻教育，目前學生約四百多人。
因為學校太多、選項豐富，不論學校辦學好壞，「先都市後鄉村、先北後南、先西後東」，都成為學生選填志願的準則。
一位南真理的學生就說道，「很多人大二都搶著轉到北真理，因為這邊實在太荒涼了。」
全球化腳步，加上資產階級的增加，不但逼著各國提升人力資本，也使教育成為商品。
但是，很少有國家像台灣的高教繁衍這麼快。十年前，大學生（不含專科）還只有約三十八萬，而今年達到一一二萬人。大學入學率由四成激增至九成。
大學出現嚴重的「肥大症」。促使它肥大的，有兩股主要的力量。第一波來自民國八十五年，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為首所推動的教改風潮，當時為了疏緩升學壓力，訂出廣設高中、大學的政策；而第二波則是兩千年總統大選，兩位總統候選人開出的政治支票，當時陳水扁就提出「一縣一大學」的政策。
高教政策被政治俘虜的惡狀，前教育部長黃榮村感受最深刻。
沒有把關的下場
民國九十一年他接任教育部長，他回想上任時的高教環境，說道，「我第一個感覺是，怎麼會這樣，大學生品質怎麼那麼糟？」
他指出，民國八十八到八十九年這兩年間，國民黨與民進黨都開了一堆選舉支票，五十幾所學校排著隊，申請改制為大學。
黃榮村上任後，馬上面對的是聯合大學與宜蘭大學的改制案。聯合大學是從聯合工業專科學校、八十八年改制技術學院；而宜蘭大學則是由宜蘭農校、八十七年改制宜蘭技術學院，而兩校後來都申請改大。
為了層層把關、確認兩校有足夠的師資、校地，黃榮村說他足足拖了一年，要求兩校每月到教育部報告，才讓兩所大學勉強符合體質。
特殊的政治氛圍，使得改制過程，標準鬆散、散漫。
民國八十五年開放改制後，每年約有五到六所專科改制為技術學院；升等為技術學院還不夠，學院又拚命升等為大學。
聽來荒謬的改名運動，對學校而言像是「仙丹良藥」。
「大家拚命改大，明明大學與學院層級相同，可是卻敵不過學生選填志願；永遠是先大學後學院、先學院後專科，這是社會的價值，」致遠管理學院副校長王如哲無奈說。目前致遠也積極改大。
走一趟台灣，會發現社會對大學學歷的需求，比想像中扭曲。
以高雄的正修工商專校為例，它原本排名在崑山工商專科前，但民國八十九年崑山改名科大後，排名立刻超越正修；諷刺的是，民國九十二年正修改名大學後，排名又追趕崑山。
崑山科技大學教務長黃啟貞指出，「很多家長覺得學院不是大學，大學才是大學，我們一直被定位為二流教育。」
名字決定了招生的素質與員額，使得專科、學院拚命向上改制。
如名聞一時的台南女子專校改為台南女子大學、國立台北商專改制為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以前從名稱上就看到特色，現在卻看不到歷史，」黃啟貞說。
技職體系的教學也失去特色。主因是新改制的學校在課程、師資上多半複製原有的大學，而不少教授是沒有教學與實務經驗的博士。
除了技職體系的摧毀，綜合大學也在「高教肥大」的過程中受害。
高教虛胖，學歷貶值
高教經費逐年成長，但追不上大學與學生成長的速度；民國八十年，教育部對每位大學生投資成本有二十萬元，如今降為十三萬。去年教育部編列的高教經費為八三四億元，但這筆錢相當於美國哈佛大學一年的預算。
表面上，台灣社會的「學歷」提高，但卻因資源稀釋，學生「學力」卻不上不下。
「如果我們把經費放在圖書、人力，而不是建學校，可以強化原有大學的功能，即使麻雀雖小，五臟可俱全，但現在大家的功能都被摧毀，」前花蓮師範學院校長、淡大教育學院教授陳伯璋感慨。
台灣教育經費增加時，最吝於支出的是軟體的提升。
「我們蓋了好多學校，好漂亮的東華大學；大學買了很多貴重儀器，比哥大的儀器還貴，可是呢，沒有人在用，」國科會主委陳建仁分析，過去五年，台灣的科技經費每年八％在增加，但包括大學在內的研究人力增加不到一％。
各大學系所的人員日益稀薄。兩千年前，一個系至少有十六位、一個所有五位教授員額，如今教育部凍結員額，一系加上一所只能有十六位。
陳建仁就批評這樣的資源配置是古老的設計，「古老到一個系很難發展，」他兩手一攤。
接下來的十年，台灣社會得為此虛胖、不健康的肥大付出代價。
首先是大學學歷嚴重的貶值。
若以每年畢業二十三萬大學生來估算，台灣每年等於產出相當一個台東縣人口的大學生。十年下來已有兩百三十萬的大學生。
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已衝上高峰。目前二十歲到二十四歲年輕人中，大學學歷的失業率達一二．三六％，是全國平均失業率的三倍。
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淡大助理教授魏玓感慨，「好多學生在學校實習電視台的成績不錯，卻只能在電視台兼職，當工讀生，因為前面排了好多碩士。」
除了社會對大學學位的鄙視，國家也承擔學生「學歷」與「學力」不成正比的代價。
來到南部一所大學，隨機觀察學生上課情況，結果是，後排學生睡成一片，前頭老師視而不見；圖書館裡更是看不到溫書的學生。
「這間學校沒退過一位學生，學生都招不到了，怎麼可能把學生趕走，」一位講師私下表示，學生二一的規定形同具文。這不是個案，許多大學的二一制度不復在。
大學和教授也變得不敢要求學生。
「如果你要當掉學生，系主任和教務長就召見了，這要怎麼要求啊？」一位私校教授憂心大學只顧利潤，會讓師生整體的士氣低落。
隨著未來年輕人口持續縮水，大學搶學生的局面更像殺戮戰場。
以目前全台大學入學名額二十六萬為基準，今年八歲、二○一六年當年入學的學生不但能全數進入大學，還會有許多名額空出。如果加上專科名額，平均每人還可能有兩個入學機會。
教育部採市場機制的哲學，長期放任大學自由競爭。一位大學校長就批判，「明知野雞大學卻讓它們存在，後段班學生素質只能不斷下滑。」
大學有可能「瘦」回來嗎？
雖然大學錄取名額會因新生兒的銳減，終有一天被迫關門，但消極的作法無異慢性自殺。
短期間瘦不回來的大學該怎麼重新建立信譽，贏回社會的信任？
社會學家高承恕分析，現在的大學裡出現嚴重的層級，大學不只一種，而是好幾種。
高承恕認為，「以後學生不只是念大學，而會選擇念好的大學。如果學校報到率掉到六成以下，辦學不佳，學生想去念嗎？」
建立校際、系所的評鑑制度，是教育部與大學的共識。
評鑑大地震
台灣高等教育過去五十年來沒有監督機制，「特別是公立大學，躺在那學生就來，大學如死水，亳無競爭意識，」元智大學校長彭宗平不客氣直指核心。
反應有點慢的教育部已經開始動作。去年十二月底，《新大學法》修正後，開啟大學評鑑的機制，預計從今年底到民國九十九年，完成七十八所大學校院（不含技職）、兩千多個系所的評鑑。
評鑑結果將分為「通過」、「待觀察」、「未通過」三階段，未通過的學校將面臨減招與停招命運。這項評鑑是不得不走的方向，只是，教育部有無勇氣要求大學退場，還值得觀察。
但能確定的是，台灣社會正準備接收高教肥大帶來的陣痛與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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